《高级信用风险：评估、定价和管理信用风险的金融方法和数学模新型》由殷剑峰、王唯翔、程炼等翻译；本书原作者是迪迪埃•科森和于格•皮罗特。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金融交易的基础在于信用，因此，交易对手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即信用风险对金融交易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很久以来，金融市场参与者所理解的风险主要还是金融工具或其组合的市场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利率风险以及汇率风险等），对于信用风险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个原因，作为金融交易过程中最为古老、也最为基本的风险，信用风险的管理技术和工具虽早已有之，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信用风险的交易范围主要局限于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如辛迪加贷款）和表外业务（如备用信用证）中，且商业银行一般是风险的接受者；第二，风险定价和管理的手段简单、有限，且更多地依赖当事人的主观判断；第三，由于前两个特点，传统的信用风险产品品种少，且难以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交易。
首先，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的信用风险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金融市场中传统的工具是股票和高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券、商业票据等，相对于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信用风险的需求要小得多。但是，自80、90年代起，由于垃圾债券和各种形式的资产支撑证券（ABSs）、抵押支撑证券（MBSs）的发展，信用风险在投资者风险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出来。除此之外，与传统的信用风险来源——固定收益证券相比，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在衍生金融产品的构成中，近90%左右属于场外交易的品种。同交易所内集中清算、结算的产品不同，在场外交易的过程中，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其次，对信用风险进行管理、控制和交易构成了机构投资者新的利润增长点。作为金融风险的管理者和交易者，机构投资者传统的利润来源在于市场风险。随着有关这些风险的管理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特别是近10年来全球经济、金融的结构性变化，机构投资者必须关注新的风险、即利润来源。从信用风险技术和产品的供给方来看，由于全球持续稳定的物价和低利率水平，急于寻找新的高收益风险证券的机构投资者就将焦点集中在了信用风险产品上；另一方面，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导致企业违约、破产事件日益增多，客观上也增加了对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和产品的需求。
再次，在经历了经济全球化、自由化过程中的数次金融、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信用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的危害。而且，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这又导致银行业面临严重的“脱媒”危机。由此，全球金融结构的调整趋势就要求将银行体系承担的信用风险逐步转移、分散到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那里。信用风险的这种转移过程也是有关技术及产品得到关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最后，金融监管当局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质量的监管。在新近颁布的新巴塞尔协议中，同88年资本协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明确规定、区分了三种信用风险管理办法：88年协议中的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对于那些依然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其相应的管制资本要求同以往一样；但是，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采用高级方法的银行，资本要求将大幅度降低。此外，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甚至还可以凭藉信用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nts），进一步降低资本要求。
在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信用风险的高级定价方法以及信用风险转移产品——在经济当事人之间转移信用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一本能够全面描述信用风险管理技巧和工具的专业书籍。本书正符合这样的要求，因为书中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信用风险定价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细致的分析。尽管其中文字书写有些晦涩，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本书是迄今为止难得的关于高级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的“词典”。
就中国金融体系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看，本书也非常之必要。可以看到，在中国这种以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制度缺陷加上长期缺乏信用的大环境使得信用风险成为威胁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第一大风险。与此同时，在管理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大多形同虚设，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极其原始。改变这种现状不仅要求从体制上进行变革，而且，也需要从金融技术和方法上进行研究。在本书给出的诸多模型中，我们相信，通过适当加入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假设，并且，随着监管当局和银行业自身对信用风险历史数据的整理，应该能够发现适合于我国的信用风险定价方法。另外，即将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的抵押支撑证券乃至公司债券发行试点，都将为信用风险的定价提供进一步的实践基础。
从全书的内容看，其阅读对象应该是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和金融机构的高级风险管理人员。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出现错误，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