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国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260千字。
内容摘要：本书以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及其效应作为立论主题，基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文献和国别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甄别归纳，沿着金融自由化路径与效应的分析线索，就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在提升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生成及规避机理进行阐释和剖析，同时借鉴了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模型及数量化分析成果，以期从中提炼和推演出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和实践的既有共识，为金融自由化在各国的实践提供有参照意义的、可操作的、国情化的经验指导和理论贡献。遵循的基本思路是：注重效应的考察和评价，集中探讨金融自由化战略所包含的路径选择、制度供给及次序安排等关键问题。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强化金融自由化在提升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正效应、降低和消解金融自由化在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孳生中的负效应。
在这样的论证逻辑和必要准备下，为求得成本最低、效应最佳的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路径，本书就金融自由化在中国的实践展开论述，涵盖了实施金融自由化对初始条件的必备要求、当前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展程度即阶段水平的基本判断、从市场需求和制度供给的视角对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认识和研判。作为结论，本书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的现实需要和基础条件，并基于保持良好宏观经济环境、遵循合理的速度与次序、保证制度供给、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微观层面改革、加强法治及征信体系等外部环境建设、改进监管协调机制、实施政府职能转变及增强国际合作等总体原则，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制度化推进设想和具体手段。
怎样使经济学家的地位更重要(代总序言)(王松奇)
在20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人类社会财富的迅猛增加总是同自然科学家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相联系的，在自然科学家的努力下形成的各类技术革命已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影响，今后这种影响还会更大，这是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家的贡献不仅巨大而且也容易测度，例如，人们发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统计分析指标，就可以对各个国家或经济体中与自然科学家贡献度有关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但谁能说出经济学家的贡献率在一国的GDP增长率中到底占多少百分点呢？恐怕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2001年10月，我到长沙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开会期间与湖南的朋友打交道时，我发现湖南人对当代湖南出了个大科学家袁隆平特别自豪，据说，袁隆平花费几十年心血研究杂交水稻，他的新产品“杂交2号”如果在可种植面积上推广率为100％，其增产的粮食产量就足以养活6000万人，这的确是个惊人的贡献。在湖南开会的现场，由于6000万人口这个数字的刺激，我突然想到了经济学家的贡献能否度量这个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亦据测算：如果在马寅初1957年提出“新人口论”之始我们就采取像今天推行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就不是13亿，而只能是8~9亿之间。大科学家袁隆平因为研究杂交水稻不但获得500万元现金奖励、在“隆平高科”上市之时身价过亿，还经常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表彰，但据说他的“杂交二号”目前的实际推广率还不到可推广面积达的30％，也就是说，他用几十年心血贡献的东西最多可养活1800万人；再看看那个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先生，他“灵机一动”提出的政策主张如被采纳可以使中国目前的人口减少4至5亿人，少4或5亿人能节省多少粮食？这实在是一笔连小学生也会算的账。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我们不敢说经济学家比自然科学家重要，但经济学家在自然科学家面前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怎样使自己的地位更重要”？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应当向其自身提出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的地位不太重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干的事或是解释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或是运用考证学不断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或是在“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之类的问题上进行严肃而旷日持久的讨论。象马寅初、梁漱溟、孙冶方、顾准一类想大问题、作真学问且率性直言的经济学家实在是数量不多。在那个时期，中国计划经济这架苏联模式大机器永远在按照一种方式自动运转，在这架由行政命令操作的机器面前，实践需要的只是能按电钮发出运转指令和会将松动的螺丝拧紧以保障机器正常运转的人。当时，全国的最高经济长官陈云同志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在操作中国这架计划经济大机器方面已应付自如。经济学家不重要不被重视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聪明、不努力、不积极用世，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需要高明经济思想和优秀经济学家参与经济决策的时代。看来，经济学家到底重不重要也能和经济体制因素以及由体制因素决定的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扯上关系。
那么，除了体制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足以对经济学家重要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呢？回答是肯定的。在那些体制之外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某届权力当局领导者的个人偏好。
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时间之长已创下了世界历史之最。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经济”一词，其含义为“经邦济世”，具有浓烈的政治管理味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既出现过若干次振兴和繁荣，也充斥着战乱和衰败。总结历朝历代兴盛和衰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断言：凡是盛世，都以和平稳定为前提并得益于一个开明的经济政策，而乱世则大多与经济政策失当天灾人祸相伴而行。看看那些太平盛世英明君主的所作所为，他们几乎是同一套路：一边用儒道经学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一边在管理实践中重视采纳那些对吏治、税法、盐政、水工、漕运等等经世致用之学有真正心得人士的意见并鼎力推行之。
中国是一个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开放道路的转型经济国家，邓小平同志说过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路线的最生动概括。在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了各项政策的讨论，决策层也将经济学家的意见置于前所未有过的重要地位。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是经济学家们发挥应有历史作用的成功。经济学同社会科学中所有其他学科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与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国家的治乱兴衰紧密相关，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揭示经济规律、探寻最优政策、增进公众福利。正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就应该在对经济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方面多下功夫，特别是在怀抱忧患意识，不断发现经济运行弊端、探索有效政策组合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仍处于“数字出干部”的时代，各地方、各部门、各系统的许多领导者在干部任命体制下，为了取悦上司得到提拔升迁，大都存在编造数字、掩盖矛盾、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学家们也像一些平庸的官僚那样，陶醉在7％这个世界第一的的经济增长业绩上，而忘记了中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体系脆弱性问题、内需扩张乏力及制约中国潜力发挥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最大的失职。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看，一个经济体人均GDP一旦达到1000美元，同时在国民高储蓄倾向的基础上附之以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卓有成效的政策组合，其经济就能步入更加快速的增长轨道。审视中国的经济现状，我觉得还有一点点缺憾，主要是增长潜能还没充分发挥，为什么没充分发挥？原因大概有三：一是盘根错节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二是缺少个能将正确的经济发展思路迅速转变为操作政策的即中国台湾的“经济之父”、“科技之父”、“创投之父”——李国鼎式的人物；三是经济学家作用的发挥还不够理想。
中国已成为WTO成员，WTO规则的精髓就是六个字——自由化、透明度。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趋势增大了经济运行调控的难度，透明度原则要求政府决策机制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民主化，WTO冲击在这两方面的具体化将改变过去那种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往往取决于当局领导者个人偏好的情况，而使得经济学家影响力提升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制度性现象。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要扩大影响就必须在提高自身素养上下功夫，而不是利用电视、报纸、研讨会等手段刻意在热点问题上搅动学术泡沫说些耸人听闻的大话、不着边际的预言等等。这里所说的有待提高的“素养”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经济学水平，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格。
政策经济学是一门有具体内容要求的学问，修炼这门学问要求有志于参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直接相关的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上经历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训练，只有这样，他们的理论建议才不会出现中国现时许多“走红”经济学家常犯的那种常识性错误。关于这一点，也不必多说，我想着重讨论一下经济学家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风格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曾经风行政治思想运动、知识分子对仗义执言尚心有余悸的中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作品必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解释现实世界现象和发现规律，它不能也不应该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只有象陈寅恪先生那样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行为准绳，经济学家才能由立场超脱进入实事求是的境界。
我们为什么需要实事求是的境界？原因在于执行全社会管理和监督职能的政府部门也可能犯错误。在中国传统计划体制下，如果有人对政府的政策提出疑义和批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梁漱溟被毛泽东“袭击”、马寅初遭康生暗算、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都是这种惩罚的典型案例。这样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禁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打破，尽管中国改革已进行了23年时间，经济学家讲真话并及时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评论、批评的良好风气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政策经济学的研究只能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在中国民众中，正在积聚着一种思想产品的需求，那就是对实事求是型经济学家剖析现实经济学分析的需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生动事例：中央电视台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发起评选年度十大财经新闻人物活动，当选人物中有唯一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吴敬琏为什么能当选特别是连续当选？原因当然不是由于他的深厚理论功底和多年来的学术奉献，而仅仅是因为他率性而为坦白陈词说“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这种入木三分的评论尽管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攻击，但却道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增强了公众对能够实事求是的正直学者的信任。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学应当以问题导向研究为主流形式，这种立论的根据是：(1)作为开放步调骤然加快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目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2)在亟待解决的种种现实问题面前，即使那些业已成名的经济学家具备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训练，即使他们能够在经济分析中达于模型化水准，也应该植根于社会需求的现实土壤，将从学术良知出发对实践课题给予灵敏回应当成自己的重要历史责任。
其实，类似吴敬琏先生那种一针见血式的即时政策评论既反映出评论者的正直品格，也能表明评论者的深刻洞察力。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坦白直率而缺少准确深刻，他的意见能够“如针”却不会“见血”。吴敬琏先生的针针“见血”功夫的的确确仰赖思想穿透力。
“思想穿透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洞察力”，即抓住事物本质或主要矛盾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政策经济学学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实践中，我发现：将中国国情吃透抓住经济问题实质比学习西方那些看起来精巧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更难。近年来，经济学界从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日渐增多，他们中有很多出色的学者但也有一些人在谈论经济特别是金融问题时都喜好发表一些近乎隔靴挠痒似的言论，其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规律、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经济实践底层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在经济学界还有些在院校工作的所谓“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们当中同样有许多杰出人物，但也有一些人在言论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隔靴挠痒”，而是有“不着边际”之嫌疑，这比起“海归派”的某些人又似乎有所不如了。因为隔靴挠痒尽管并不解痒，但“挠”的动作已对准了痒处，而不着边际了则是无的放矢，射了很多箭却根本没对准靶。我想，无论是隔靴挠痒还是无的放矢，只要出现两种情况之一，就会对经济学家的群体威信产生不良影响，而“隔靴挠痒”和“无的放矢”式经济学家们越勤奋、被媒体记者追捧得越厉害，经济学家的群体威信就会下降得越快。
为使经济学家变得更重要，我想，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那些对现实经济问题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们也应当拟定个类似于“行业守则”式的东西，并在其中至少规定四条：(1)不太懂的东西不要乱说；(2)研究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时多到实务部门看看特别是到基层搞搞调查；(3)研究政策问题时应多与那些参与政策法规制定的人接触接触，以掌握更多的背景资料；(4)想明白、看清楚后就率性直言，但不能用发牢骚替代忧国忧民情绪，意见明快彻底应与老成谋国相结合。做到了这四条，研究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们就会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人们就会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做“经世致用”的学问；他们能够抓准经济实践中问题的实质；他们可以和决策部门的研究工作相对接；他们在从事能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进程发挥更大影响的工作。
我认为，这种形象树立起来之后，经济学家的地位自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序(徐义国)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浪潮已几乎席卷和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其并行的是一整套的市场化规则和国际惯例，以放松管制为主导方向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便是出于认同和契合这些规则及惯例的重要实现手段。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在战略上，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充分考虑了特定的初始条件和阶段水平，坚持渐进、有序推进，其已有成就足以令世人瞩目。但是，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随着国际环境、周边国家以及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与那些悬而待议和正在逐步解决的原有遗留问题纠葛缠绕在一起，其复杂性和难度可想而知。显然，这些因素正在严重影响和耗损金融自由化的效率。
就发端和实践而言，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不在先行之列，有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总结和借鉴，这将有益于我们少走弯路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另外，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我们以超凡卓绝的中国智慧和奋斗精神打拼和摸索出了一套适宜中国国情的改革实战经验和经济建设方略，推动了中国经济金融领域高歌猛进的改革事业，并由此缔造了世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无疑，和所有有益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一样，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缔造奇迹的“中国智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意义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认识及此，本文以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及其效应作为立论主题，基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文献和国别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甄别归纳，沿着金融自由化路径与效应的分析线索，就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在提升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生成及规避机理进行阐释和剖析，同时借鉴了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模型及数量化分析成果，以期从中提炼和推演出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和实践的既有共识，为金融自由化在各国的实践提供有参照意义的、可操作的、国情化的经验指导和理论贡献。遵循的基本思路是：注重效应的考察和评价，集中探讨金融自由化战略所包含的路径选择、制度供给及次序安排等关键问题。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强化金融自由化在提升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正效应、降低和消解金融自由化在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孳生中的负效应。
在这样的论证逻辑和必要准备下，为求得成本最低、效应最佳的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路径，本文就金融自由化在中国的实践展开论述，涵盖了实施金融自由化对初始条件的必备要求、当前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展程度即阶段水平的基本判断、从市场需求和制度供给的视角对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认识和研判。作为结论，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的现实需要和基础条件，并基于保持良好宏观经济环境、遵循合理的速度与次序、保证制度供给、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微观层面改革、加强法治及征信体系等外部环境建设、改进监管协调机制、实施政府职能转变及增强国际合作等总体原则，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制度化推进设想和具体手段。(2008年9月)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金融自由化理论：文献综述
第三章 金融自由化实践：国别(地区)经验与教训
第四章 金融自由化路径及效应：金融效率及经济增长的提升与促进
第五章 金融自由化路径及效应：金融脆弱性及金融危机的生成与规避
第六章 金融自由化路径与效应：进一步的数量化分析和实践共识
第七章 中国金融自由化：初始条件及阶段水平
第八章 中国金融自由化：市场需求及制度供给
第九章 中国金融自由化：路径选择及改革方略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