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2012年11月14日，我所举办第272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祖武以《<清儒学案>与治学之道》为题做学术报告。陈祖武研究员的报告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如何摸索式地进入学案史研究领域；二是关于“学案”一词含义的研究；三是《明儒学案》的渊源及《清儒学案》简介；四是学案研究与治学之道。

陈祖武研究员一开始跟着他的硕士生导师从事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案史的研究是从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起步的。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又发现黄宗羲与顾炎武有密切的书信往来，从而又开始读黄宗羲的书。其中，黄宗羲编有《明儒学案》一书，也正是通过这部书，陈祖武研究员对学案史进行了几十年的深入研究。

对于“学案”一词，陈祖武研究员做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学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他本人找到的最早的以“学案”命名的书为刘元卿的《诸儒学案》。而“学案”一词的确切含义，目前中国的工具书中上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中华书局的一位陈老先生认为，“学案”中的“案”同“按”，即“按断”之意。佛学大师吕瀓先生揣测认为，“学案”即“公案”、“档案”之意。 对于这两种解释，陈祖武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解释，从“学案”的“案”字本意上讲，没有“按断”的意思，而第二种解释为主观臆测，找不到文献依据。对于“学案”一词，陈祖武研究员一开始认为，其为“学术资料参编”之意。后经与其他学者交流，并参照日文相关词汇的意思和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对于“学案”一词的体会中，认为“学案”可解释为“学术端绪”之意。

《明儒学案》一书，按照梁启超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记载，此书来源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陈祖武老师认为，这两本书从编撰的体例上讲，属于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陈祖武研究员还提到，原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提到，《明儒学案》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佛家灯录体的书，其从佛教的《五灯会元》中也吸取了营养。至于《明儒学案》的成书时间，据黄宗羲称《明儒学案》成书于丙辰之后，而一般学术界认为，其成书时间为清康熙十五年。而陈祖武研究员认为，根据黄宗羲本人所述的书成于丙辰之后的说法，说明其成书时间已经晚于康熙十五年了，而且，陈祖武老师介绍说，黄宗羲在开始编《明儒学案》之前，著了一部关于他老师刘宗周的书，叫做《蕺山学案》。《蕺山学案》书成于康熙二十年，据陈祖武老师分析，黄宗羲不可能在编《蕺山学案》之时，同时编比《蕺山学案》规模大得多的《明儒学案》。因此，关于《明儒学案》的具体的成书时间尚待做进一步研究。

《清儒学案》为中国清代学术思想史著作，由徐世昌及其门客僚友吴廷燮等集体编纂，该书于1938年在北京影印出版，总共208卷，500多万字，收录了明末及清朝的1169名学者的相关学术资料。陈祖武研究员提到，由于《清儒学案》一书流传不广，以至于一些老学者也将《清儒学案》与清道光年间学者唐鉴编著的《国朝学案小识》相混淆。其实，这两本书存在天壤之别，《国朝学案小识》一书的门户之见太深，而《清儒学案》的包容性则极强。陈祖武研究员称，虽然他将《清儒学案》一书通读过三遍，但由于其中的学问太过庞杂深奥，也不敢说将《清儒学案》就读好了。比如其中所记载的先秦诸子的学说，如《管子》、兵家、阴阳家等的学说，他本人也是一知半解。

陈祖武研究员提到，他在研究《清儒学案》之中，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为《清儒学案》的主编徐世昌说了句公道话，另一件则是为《清儒学案》的令一位编者夏孙桐说了句公道话。由于徐世昌是政客，与袁世凯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且还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因此留下一些历史污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些年，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往往带着狭隘的政治偏见，将历史问题的看法简单化，因此，有些老一辈的学者认为徐世昌身为大总统不学无术，评价其为“显宦而不解学问”。陈祖武研究员认为，这种评价是有失客观的。“显宦”自然不假，然而“不解学问”却并非如此。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之后进入翰林院。由于能进入翰林院那是很不一般的，并非所有的进士都能进翰林院，现在社会上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作翰林院，那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能进翰林院的进士不仅要求学问好，而且还得书法好。就如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如龚自珍就因书法不好而未能进入翰林院。徐世昌不仅进入翰林院，而且后来还到过国史馆（类似于现在修当代史的当代所），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徐世昌的学问绝不平凡，而且书法很好。陈祖武研究员还介绍说，他在与史树青老师关于《清儒学案》的交流过程中，他从史树青老师家中看到了徐世昌编《清儒学案》之时同过去翰林院同僚之间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详细记载了修编的过程资料，同时也反映出徐世昌严谨的治学态度。

夏孙桐先生实际上是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实际上的主持人，由于《清儒学案》的编委会在北京，因此，每编完一个学者的学案就要请夏孙桐先生审定后，再寄到天津请徐世昌过目。而夏孙桐先生在民国初年入清史馆编《清史稿》，是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的执笔人，和徐世昌又是同年考取举人，后又在翰林院供职，因此其文化学识素养是很高的。而有学者曾认为，夏孙桐对清代的学术可谓“不当行”。陈祖武研究员认为，对夏孙桐先生持这种评价，也是不公正的。

在治学之道方面，陈祖武研究员分别从历史学研究和治学原则、方法及态度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认识。陈祖武研究员认为，无论研究什么典籍，都要秉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即研读的典籍的作者是谁，属于什么时代，成书过程反应了什么社会、学术、文化氛围。研究历史学首先要懂得目录学，要懂得中国古代的典籍如何分类，经、史、子、集如何区分，每一部分的书主要有哪些代表作品，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是怎样的。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需要研究者深厚积累的学科，研究者需要付出终身艰苦的努力，且代代相传、孜孜以求。研究历史问题的立足点不是古代，而是当代，立足于当代绝不等于用现实去映射历史、用现实去比附历史，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的真相梳理出来，把历史的规律总结出来，服务当代社会、服务兄弟学科、提高整个民族的思维水准，以此推动民族学术文化的前进。

陈祖武研究员也指出，做学问既要尊重老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上攀登，同时又要善于思考、敢于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就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陈祖武研究员还指出，读书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当然，没有钱也不行，但有钱不一定就能出好学问，它们之间不一定存在正比关系。有了钱最好多买书，踏踏实实把学问做好，才对得起我们所处的时代。学问浩如烟海，学者所懂得东西不过只是沧海一粟，因此决不可盲目自大。对于不懂的不要乱讲，应切记三人行必有吾师，要戒骄戒躁、虚心请教。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4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