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
陈众议研究员从两个角度谈了当今文坛“混乱”的原因。第一，从当代世界政治发展历史角度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随着两大阵营的对峙，一些学者对冷战的结果做出了一些思考。其中，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于20世纪60年代时写了一本名叫《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小册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以冷战思想为指导的两大阵营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峙，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产生不利影响。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对峙对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由于其正处于从资本国家垄断向资本世界垄断的过程中，其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因此，其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就不断加大。所以，丹尼尔·贝尔提出，冷战思维会阻止西方国家的资本的对外投入，从而影响西方的经济发展，长此以往，甚至会阻断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这本小册子当时并未引起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美国白宫的重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又写了一本叫《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的书，书中继续阐述其对意识形态对峙的思想。这本书一开始也并未引起反响，直至80年代才成为畅销书。丹尼尔·贝尔论调被西方社会接受的原因在于，以托夫勒为代表的学者所著的《大趋势》、《第三次浪潮》等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已被广为认同。托夫勒等学者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资本型的社会、服务型的社会，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的力量会迅速超越工业时代那种以产品为龙头的生产模式。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一种全新的人文思潮——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其中，以解构主义为代表，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思想传统的二元论思想，而在这种二元论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就是冷战思维。其切入点就是通过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是具有相当任意性的，其结构也是不牢固的，所以，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的准确性就值得怀疑。由于人类所有的知识和认知，都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因此，人类一切的认知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就使得解构主义将事物间相对性进行了绝对化论述。陈众议研究员认为，由于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二元论思想的颠覆、对民族主义的解构和对意识形态对峙局面造成的破坏，都为跨国资本的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解构主义也对人类的传统文化、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一旦把建立在语言符号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都相对化了之后，就失去了对事物判断的标准，这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后权威时代”对任何事情的评价与判断，都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第二，从文学角度来看，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可以从外规律和内规律两个方面来分析。外规律，指的就是上述所介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内规律上看，由于80年代后，受世界上后现代思潮泛滥的影响，面对大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冲击的国外思潮涌入，我们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并加以拥抱。这也导致了80年代后的文坛，许多学者想拿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林语堂等作家取代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坛上的地位，在这种思潮的作用下，一系列新的《文学史》产生了，就在最近30年间，我国出现了3000种左右的《中国文学史》，这也成为我国文坛目前混乱的直接原因。
对于文学是否具有其内在规律，陈众议研究员的看法是肯定的。他认为，文学发展的规律跟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脉相承的，是跟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是长期处于互动状态的，并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文学的触角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则显得更加敏锐，其不完全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发展规律脱离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拿文学的体裁而言，无论古今中外，其体裁的变化都是跟生产力水平紧密相关的。比如，所有的人类文学都是先有神话和谣曲的，因为这与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及认识水平粗浅相关的。由于自然界中有太多的事物无法解释，人们只得通过想象出鬼神来得以安慰，因而，神话就应运而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他形式的文学体裁才逐渐产生，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印刷术水平比较成熟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才出现。主要因为小说的字数繁多，没有成熟的印刷术作为出版和传播的基础，小说是很难流传和推广的。所以这才有种说法，说的是“神话是人类的童年，史诗是人类的少年，喜剧和抒情诗是人类的青年，小说是人类的成年”。
但同时,陈众议研究员也发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人类的视野由宽到窄，艺术创作由美到丑。就视野的变化而言，人类古代，虽认识水平有限，但思考的确是宇宙规律。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开始关注先辈、种族，从文艺复兴开始，视角汇聚于所处的社会阶级，而如今，则倾向于只关注自己。就审美变化而言，无论是视觉审美还是听觉审美，绘画、音乐等都是由向美的追求转向对丑的表现。对于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陈众议研究员认为，这虽然不能说与社会发展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注意到西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士，通过各种灌输及引导的方式，将西方的强势文化随着西方强势资本带入中国，以起到搞乱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及意识形态，并从根本上瓦解中国传统思想的险恶用心。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性。
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中国在某方面搞得好还是不好，西方都有可能将诺贝尔奖颁给中国人，这其中的政治意味是很重的。莫言此次获奖，首先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即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危机，加之其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多，同时，西方也需要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来突破诺贝尔奖从未办法给中国人（注意，不是华人或华裔）的怪圈。如果撇开了这个大的背景，单凭莫言本人，想获得诺贝尔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人为因素的。
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大量的颁给了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主要归根于当时的世界格局。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而东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给这些学者带来一种希望，这使得西方强势的主流学术界都是偏向左倾的，其中，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这些学者也不例外，因此这一时期的诺贝尔奖具有上述倾向性也就不足为奇。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苏联的解体，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都颁给了一些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这也与西方的战略设计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是有关系的。
莫言获奖的事情，在国内外相关领域也展开了各种探讨。对于莫言获奖本身，也产生了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陈众议研究员认为，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件事。首先，从好的方面来讲，莫言获奖改变了诺贝尔奖在中国人心中原本充满了仰视、充满了光环和理想主义色彩但却遥不可及的印象，使其更加容易贴近。就评奖过程而言，其中的人为因素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就是18个大评委和5个小评委评审的结果），所以完全可以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从反面来讲，有人说莫言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其在小说中对主流意识形态批评太多，把中国人写得太丑，这正迎合了西方某些人士要借此丑化中国的目的，因此他们才把诺贝尔奖给了莫言。但陈众议研究员认为，这也正是莫言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并未向当今许多作家那样，只将视野关注于写个人上，而是依然执着地去写一个民族，去挖掘、去表现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各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从文学本位的角度而言，莫言是完全可以获奖的，因为他有着一种对文学的坚守，具体表现为对文学的批判性、对社会的批判性、对民族的自我解剖等的坚守。他小说中虽然揭示的是民族的劣根性，但其心中却充满了对中华民族的感情，这也构成了他独特的品格。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50余人参加了本期 《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