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2013年11月29日，我所举办第301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我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原所长苏振兴研究员以《拉美国家为何出现20多年经济滑坡》为题做学术报告。苏振兴研究员的报告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拉美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拉美经济长期滑坡的原因分析；三是拉美国家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像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苏振兴研究员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词，西方学者虽然是从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值着眼，但这并不见得意味着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迟滞之间就呈现某种因果关系。在分析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这种经济现象时，更重要的是要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上寻找答案。

对于拉美经济长期滑坡的原因，苏振兴研究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方式被拉美国家普遍采用。这种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1.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2.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3.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4.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城市就业的增长和城市化，拉动了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方式开始逐渐失效。虽然1951-1970年拉美经济维持着高速增长态势，但是，相对于50年代而言，消费和投资在60年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已经呈现出衰竭征兆。当时部分国家逐步将工业发展的重心由非耐用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而直接跨越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初级出口替代阶段。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继而向其他国家扩散，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这一系列的失衡具体表现在，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工业与整体经济增速下降；第二，贸易失衡。在内向工业化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而工业部门自身却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这种进口需求还会随着工业体系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工业部门要大量支出外汇却又不能创汇，就形成工业化进程长期要靠农矿业部门创汇来支撑的局面。拉美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大都是重要的农矿产品输出国，但这类产品出口经常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仅出口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低附加值产品也使出口地位处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来，农、矿两个部门自身也没有外贸盈余了，工业发展因此失去了外汇支撑；第三，工业与城市发展面临食品危机。农业部门偏重于发展出口生产而忽视粮食生产，造成食品进口迅速增长；第四，产业升级面临困难。如向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生产升级既缺资金、技术，同时，还面临国内消费群体小等困境。其背后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忽视技术研发的倾向，尤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保护政策之下，企业几乎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国内生产急于去满足占极少数的高、中收入阶层因高度模仿性而产生的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却牺牲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渐进性，造成整个生产体系发生断层；第五，创造就业难度加大，城市就业“非正规化”、“三产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相当严重，社会动荡局面日渐加剧；第六，能源危机显现。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廉价石油，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少数国家外，其余都是石油进口国，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油价暴涨之后，大大加剧了外贸失衡。

除了这些经济因素外，其他因素也一同影响了拉美经济的发展。如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冲突激化（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左翼势力呈上升趋势，游击队运动兴起）、右翼军事政变与军人独裁，等等。

面对这些失衡，拉美国家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拉美国家采取的第一轮应对措施主要有两项：实行“促进出口”政策；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当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之一是借助地区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扩大制成品出口，但成效不明显。相反，巴西、墨西哥等地区大国在促进出口方面倒是取得比较明显的成绩，但这些国家终究也没有放弃进口替代的增长方式。但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后，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并寻找出路，拉美国家就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拉美国家在70年代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因此，普遍认为，“负债增长”使结构性发展困境进一步演变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危机不过是“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

对于为何拉美国家没有在20世纪60、70年代没有果断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学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拉美长期存在“出口悲观”论，认为本地区的制成品竞争不过发达国家；有的认为是普遍存在进口替代的“惯性”，人们习惯于走老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冒风险；有的认为是受到“廉价”石油美元的诱惑，如此等等。但无论怎么解释，这种制度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犹豫”才是内因，而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充裕流动性则强化了这种“惰性”。

债务危机发生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进行结构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这个过程是从80年代前半期的“应急性”调整开始，经1985年前后形成“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共识，随后进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改革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拉美国家普遍由内向发展向外向发展的模式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在克服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半期的恶性膨胀后，企业经过重组后效益有所提高。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拉美国家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50余人参加了本期 《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