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引进来”与“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主旋律。中国海外投资的战略一定要以全球化的视角推进多方合作，包括金砖发展银行的倡议和亚洲区域合作多边性金融机构或基金的倡议，在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金融的国际化助力企业海外投资，这应是政府、金融、商贸、市场、法律等多层面共同推进的进程。
关注全球财富流向
从全球财富流向来看，经过危机之后，全球都是一个量化宽松的政策。多国央行纷纷注入流动性，美联储2012年9月份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欧洲央行则出台直接货币交易（OMT）政策, 刺激经济复苏的进程。
2013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将更加频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实体经济亟待刺激，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欧洲出现危机以后，实际上有很多资本从欧洲撤离出来，流向了新兴市场，或者是回流到美国。美国自金融危机之后就迫切希望从国际市场上吸引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
事实上，在美联储QE3正式出台之前，美国已经采取了很多公开市场操作，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再加上美元超发，引发黄金、原油、粮食这种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新一轮上涨，同时提高未来的通胀预期，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热钱进入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协会（IIF）也于2013年1月份发布报告表示，2013年，经济成长强劲新兴市场国家将持续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
实际上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后，金融机构重新在全球配置风险资产，中长期资本流向也由发达国家更多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入压力和本币升值压力。未来需要关注周期性流出风险——如果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投资者调整投资策略，投资回流到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将面临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压力。
关注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直到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充分说明合理的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管理策略，对于政府积极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乃至经济的快速复苏至关重要。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更警示我们关注资产泡沫、银行业流动性危机与政府债务危机的内在连锁关系。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从动态的、长远的视角去权衡审慎考虑，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量财政赤字解决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应避免制造新泡沫以缓解旧泡沫破裂的短期影响，在运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以及预防通胀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点，以免为下一个危机埋下隐患。
从欧洲来看，欧债危机爆发四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机，塞浦路斯问题使欧洲复苏进程雪上加霜。塞浦路斯对银行储户强行减记并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导致该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缩水，欧元贬值，对其以金融和旅游为支柱的经济模式形成严重冲击。即便获得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三驾马车”的救助，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银行资不抵债和储户资产缩水的结构性顽疾。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联盟体制、合理的退出机制、合理的减赤方案，一味高代价救助高负债国给单一货币联盟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从美国来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2013年第一天通过解决“财政悬崖”议案，暂时缓解各方的“悬崖”之忧。但在短暂欢呼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两党达成的协议只是解决了临时性问题，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美国面临的高额财政赤字和未来政府开支增长的来源问题。实际上，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根源是由于美国债务持续突破债务上限所引起的，被认为是美国债务危机的后遗症。如果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如2011年8月那样再次被评级机构调降，将对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目前，财政悬崖问题导致美国经济下行和失业率高企，而延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期限，迫使美联储投放更多货币，甚至购买美国国债。美元超发将增大赤字货币化的风险，向全球经济注入过多流动性，提高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货币贬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已有市场分析人士警告，债务上限问题远比“财政悬崖”严重，如何妥善解决政府债务上限问题，将成为确保美国经济短期和长期走好的必要因素。
中国巨额外汇资产的投资管理面临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结构，在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直接投资、资源等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黄金是外汇储备多元化的一种重要选择，未来是否增储黄金要综合考虑外汇投资组合、汇率、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黄金市场波动等因素。
了解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近年来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与日俱增。从海外投资的市场和行业选取来看，要侧重节能环保、生物制药、高科技、农业、电子、新能源、基础设施、资源类等东道国有比较优势而且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的领域，实现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互补。
值得关注的是，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尤其是海外上市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无论是始于两年前的中概股海外退市潮，还是2012年底美国证监会（SEC）因财务问题将五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支诉上法院的消息，都警示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进程中一定关注信息披露、财务、信用评级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同时一定要对当地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充分了解和把握。将来市场的健康发展，一定要完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创新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
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来看，中美资本市场监管的跨境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包括监管机构的合作、市场、投资者保护等层面的合作等等。监管对接的实现，不仅有利于SEC对在美上市公司的监管，也有利于中国改善资本市场的监管现状，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跨境监管合作则要求两国证监机构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对接机制。现在贸易等领域已经有了类似“多边协议”的规则，很有参考价值，资本市场监管的“多边化合作”，也应是各国探讨的问题。
推进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进程
目前，无论是工行、中行、建行、农行、招行、光大等银行非常重视国际化的进程。与全球化大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本土化经营能力、金融产品线、全球竞争力方面仍具有一定差距。无论是选择海外新设分支机构还是跨国并购或参股的方式，商业银行由传统商业银行向跨国金融机构转变的进程中，一定密切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充分了解市场的状况和发展潜力，推动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在跨国经营中要放眼全球寻求商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挥业务优势和特色，跟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满足客户的全球金融服务需求，在对外投资和商贸往来中为中资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在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东道国的相关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有效管理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形成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找准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
考虑到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文化、体制和地理差距，在发展区域选择上，应以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新兴市场为重点，将欧美作为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同时根据政府间合作框架，将其他新兴市场作为战略性发展目标，在以服务国家战略、坚持市场导向和分散风险的前提下，走差异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渐进式推进中国银行业全球化的路径，这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应成为商业银行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目标市场。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逐步发展包括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伦敦在内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信贷及投资的支付清算，支持中资银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提高海外分支机构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逐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丰富机构投资者的层次，完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还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加强各离岸市场、货币当局、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间的合作，降低人民币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和管理成本，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与市场信心，以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海外投资的进程。
应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步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值得关注的是，应着力把握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等金融改革的步骤和顺序，同时从政策层、监管层、市场层不同角度有效防范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市场传递机制和连锁反应日渐明显。股市、债市、汇市联动机制和风险传递机制值得深入探讨。这也是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简言之，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一定要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宏观政策、监管政策、市场环境、投资地区与行业、税收政策、法律环境等综合因素。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应对全球化的调整，我们一定要了解全球财富流向的最新趋势，推动政府、贸易、监管、金融、企业、法律等各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对接。在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充分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把握投资机会的同时合理规避市场风险，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以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推进企业海外投资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