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重构通常意味着自身与所处环境的转折性变化。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领域都进入了新的阶段，金融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对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成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中国金融战略：2020》就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探索。对于我们而言，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金融战略本身，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反思中国金融发展背后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一、我们身在何处
长期以来，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相匹配，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构建一个能够支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金融体系。不过，随着我们对于这一目标的不断趋近，未来的走向反而变得不是那么明晰了，尤其当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必须考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时，则更是如此。
对于上述现象有一个至少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释：随着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我们正在耗尽制度借鉴的潜在空间。这一解释来自于与技术创新的直接类比，当你越靠近技术前沿的时候，自行创新的压力就必然越大。不过，正如通用性技术存在着二次开发问题一样，对于上述观点的一种反驳是，“中国特色”始终是我们面临的强约束条件，并且世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论的摸索过程，不能简单地用“制度借鉴”来加以概括。
虽然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着其他的视角，例如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国别或区域特色并不构成发展战略的约束条件，只要政府提供某些最为基本的市场经济“元规则”并给予市场主体以充分的自由，他们自然就会形成适应于不同环境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当然，在这种反建构主义的语境下，“发展战略”的定义及其必要性本身都是存疑的。不过从折衷的角度，上述争论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对于现代金融范式的公共制度“内核”与适应性“外沿”的界定及比例划分。但即使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图景。
例如，一种情境是整体式的线性发展，其中金融体系与金融问题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而我们在其中不断逼近这个整体结构的“内核”的边缘。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当前的战略性转折意味着我们在制度借鉴上面临着类似“刘易斯拐点”这样的强制性约束，从此以后不得不开始自力更生了。在另一种较为乐观的情境中，金融仍然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领域，它们有着各自的“内核”与“外沿”，而金融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覆盖领域上的扩张。因此在这一图景下，当前我们可能只是随着经济与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或多个新的领域，需要对它们加以适应——但是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外部借鉴或学习。
在上面的图景里（当然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看起来第二种要更为合理，毕竟在我们当前所关注的诸多“战略性”问题——例如书中所提及的汇率制度选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等——当中有许多在国际上决非新鲜事物，并且有着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可供参考。但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之中，并且也许是历史上变革最为迅速的时代之一，因此一切“内核”及其与“外沿”的边界都是不确定的。很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忽然发现，金融领域内某个原来公认的通用范式其实只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对国内探讨这些问题的汗牛充栋的文献稍加翻阅，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之外，许多文章的结论中都会有诸如“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样的句子。显然，这些问题很难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分别加以解决，它们相互联系，并且都系于当前的经济与金融体系。但是新的金融战略或者“进一步改革”是否真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实际上并无把握。如果这些问题的症结及答案已经包含在现有金融体系知识的“内核”之中，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它们会像原来计划经济中诸多弊病那样随着体系变革迎刃而解甚至干脆失去意义（如果我们翻阅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讨论当时热点问题的理论文献，就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最终我们需要面对类似菲利普斯曲线上的失业与通胀这样的抉择：新的金融战略并非万灵药，它所能提供的也许只是这些问题更为合理的权重或排序。
二、金融是否可以被作为一种“武器”
正如企业不应该是企业理论的最小单位，金融也不该是金融战略的最大边界。金融战略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金融和经济，而且还有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甚至还有外交和军事。不过对于金融领域的学者而言，我们更为关注的，或者说我们力所能及的，仍然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如同《中国金融战略：2020》所指出的，金融的功能在于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以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功能决定了金融在经济中的基本角色。如果做一个军事上的类比，那么金融相当于军队当中的后勤：它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
理解这一类比并不困难。如果大部分人并不把炒股看作一种娱乐，那么金融直接为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机会非常有限，这意味着它必须要依托其他产业才能够最终实现为社会创造的新增价值。当然这并不妨碍金融产业发挥它对于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包括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
不过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封闭经济体系之外，金融则不再受限于上述角色定位。例如，在国际市场上，金融产业可以通过对其服务的“出口”来直接实现其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为金融机构获得的佣金和主导货币国家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还包括其他产业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和外交上的收益。如果沿用上面的类比，那么金融在这时已经超越了后勤的角色而成为了作战部队或某种武器。
上述可能性使得金融发展在经济决策中获得了更大的权重。事实上，翻开国内几乎每个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都可以看到金融产业被置于显著位置（如果它本身没有被做成一个独立的规划方案），建设全国、地区或区域金融中心的计划已经成为推动本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常规性”举措。在国家层面上，人民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建设也经常被作为金融战略的天然组成部分。作为金融领域的研究或从业者，我们几乎本能地希望赋予金融更多的职能与地位，因此上述现象决非令人不快的，但问题在于，金融是否应该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角色？
正如每一种现代武器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支持系统，如果金融产业被赋予经济中重要价值创造者的角色，就必然要求经济体系中至少某些部分围绕着这一目标来进行塑造。那么这种要求会对经济中的资源和体制配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否会影响其他经济或金融发展目标的实现？如果金融被作为类似于其他高新技术的位于价值链顶端的产业发展选择之一，那么我们的比较优势何在？对于研究者而言，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上述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在于，当确定战略发展目标之时，金融产业必须被置于与其他产业同等的地位上进行基于费效比分析的权衡，而不是获得天然的合理性。许多地区发展规划在把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产业所占比重作为其依据的时候，其实并未深究其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同样，某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而不是刻意经营的结果。金融支持与促进国内经济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内向性”功能与其“外向性”功能所要求的投资与制度可能相差甚远，甚至在完全不同的方向。毕竟，在“创造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金融环境”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有着相当的逻辑距离。
三、并不坚实的基础
在探讨未来金融战略的时候，反思一下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传统金融学范式的效能，不过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金融理论其实从来就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
经济学决不是以方法上的合理与严密而著称的。但无论如何，在实体经济上我们有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优性。尽管受制于偏离现实的假设，它至少能够给经济政策以信心上的支持，并且使得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有了相对明确的界定。然而在金融领域，我们甚至没有即使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类似一般性结果。事实上，在诸如金融监管等领域讨论“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包含“实质性”金融体系（如发行的货币具有非中性的银行）的市场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因而“市场失灵”也就无从谈起。在实体经济中被列为“市场缺陷”的外部性与非凸性技术在金融体系中不仅是处处可见的常态，而且也经常是金融中介实现其功能的重要条件。
缺乏动态特征则是金融理论从一般经济学继承而来的一个重要缺陷。均衡理论总体上是静态的——关于瓦尔拉斯均衡的稳定性，我们有把握的结论并不多，即使是动态理论，实际上更多地也是连续时点上静态均衡的叠加，其中的理性预期或者适应性预期假设意味着行为人或者对于经济体系的运作机制完全了然于胸，或者被剥夺了学习的可能性。显然，对于以转轨和创新为特征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分析框架。
尽管理论基础缺陷在政策实践上的影响实际上要远远小于它对学术研究的约束（对于前者而言，麻烦常常在于我们的知识不够丰富，而不是我们的知识不够严密），但它依然是一个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效应是，它使得我们的政策设计与分析失去了整体性（其原因不仅是方法上的，同时也是观念上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见到将某项金融工具的不同效应加以分列（在较好的情况下，它们是关于一系列特设模型及其经验实证的综述），却无法给出其相互关系和转化可能性的政策分析。这种分析架构使其极易暴露于卢卡斯批判之下，尤其在正处于迅速体制演变中的中国更是如此。这种整体框架的缺失也使得许多不同观点失去了对话的共同平台，就我们当前的主题而言，它常常是对长期战略的讨论最终演变为短期问题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论无法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求助于经验或历史。事实上，在金融发展与稳定领域，对于理解金融运行及危机的实质，我们常常会觉得戈德斯密斯的历史分析甚至格林斯潘的回忆录都远比那些书呆子气的模型要“实用”和深刻。确实，对于金融战略设计这种大历史尺度的综合性分析而言，最重要的是宏观视野和把各种因素“放在适当位置”的能力，而这些因素的相对地位常常要在历史的变迁当中才能够被识别出来。
然而在最终意义上，历史分析并不能回避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史实不会说话，它们需要选择和阐释。例如，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前车之鉴，国内许多人将日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所遇到的困境归咎于“广场协议”与日元的鲁莽升值，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政府在此前长时期地抵制日元升值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同样，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日元与曾经的德国马克的历史路径显然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对这些史实及其解释进行选择，并且声称某种因素更为“相关”或者“本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出了关于金融运行机制及其特性的假设。但是将这些假设隐藏在史实之下丝毫无助于分析框架缺失问题的解决，只会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
四、我们能否稍稍“疯狂”一些
在雄心勃勃地勾画未来的时候，却发现没有称手的工具，这种局面无疑是令人沮丧的。但这并不是我们逃避自己责任的理由。正如布兰查德和费希尔所言，“在希望分析当前事件和提供政策建议之前，只是等待以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模型，这是一种有害的空想，它把现实世界留给了庸医，而不是留给那些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当前的知识有许多不确定性的人” 布兰查德，奥利维尔、斯坦利·费希尔（1998）：《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0页。。事实上，为了与那些“庸医”区别开来，在面对不确定的问题时，我们常常故意选择了更为“专业和严谨”同时也更缺乏想象力的分析框架与结论，尽量不去偏离学术界的共识。例如，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储备等问题上，我们很自然地将长期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且为“全球经济失衡”将会在多长时间内自我纠正而争论不休。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时代里“稳态”或者“平衡”会失去意义，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约束而选择某种非稳态的“刀锋”路径甚至通过不同均衡点之间的“隧道”来获得最优的增长？这种想法看起来有些科幻的色彩，不过为了证明它们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离谱，我想给出与金融战略的距离不等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离金融较远而离战争较近，它是战斗机气动布局的演变。与民航飞机一样，早期的战斗机采用的是静稳定布局，在这种气动布局之下，如果飞机出现了偏离稳定状态的趋势，那么将会自发地产生一个恢复力矩使其回到稳定状态。而现代的战斗机开始越来越多地尝试采用静不稳定布局，其中如果飞机偏离了稳定状态，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它会离平衡越来越远。静不稳定布局可以赋予战斗机更高的机动性，但是它要求精密的自动操控系统来随时对飞机的姿态进行调整以避免其失控，因此只有在计算机和电子技术获得高度发展之后这种设计才成为了可能。
第二个例子则与我们的主题更为接近，它是在金融监管领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世界金融监管改革浪潮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如果对这些改革举措或动议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似乎赋予了监管当局更多“相机而行”的权力，这尤其体现在宏观审慎政策之中。这一趋势背后的因素在于，随着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的出现，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和敏感，金融动荡的“尾部风险”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敢过分地寄希望于金融体系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不得不将更多的控制权交给监管当局，让它们对潜在的风险动向及时进行干预。与此同时，监管当局也正在开发更为有效的工具对金融风险进行识别与防范。
这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例子有着共同的线索，就是技术进步与环境变化导致了思想的变革。这样的事例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然而在经济学领域它们并不受青睐。这其中既有技术上的原因——在动态模型中引入行为人对所在经济环境的学习过程依然是个难题——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诚然，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和阐述是人类文明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理论研究的功能仅限于为市场有效性做注脚。在那些市场机制已经被证明失效并且可能导致灾难的时刻，类似“经济是个复杂系统”或者“敬畏自然秩序”这样空泛的告诫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基于即使是幼稚和笨拙的分析框架进行干预。而对于长期金融战略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发挥想象力以拓展我们未来的选择空间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可以避免我们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手足无措。相信当前的主流经济分析范式及其结论并不完备，更重要的是，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善这种局面，这样的“疯狂”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分析框架的逻辑自洽和假设的现实性，并且做好随时承认与纠正错误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