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提高与国力增强，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当前经济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然而这一“政治正确”的共识背后的具体内容则远不是那么清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对于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演进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可能是必要的，它可以概括为下列五个方面：
行政分权。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和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前者是一种行政分权，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实施这一体制的初衷是为了让地方与中央政府分担当时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和控制当地经济的动机与能力，也使它们相对于中央政府拥有了更强的谈判力量。作为上述效应的一个反映，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动力。
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市场化的核心在于放松对产品数量和价格的管制，使这两者最终由市场决定。出于降低改革成本的考虑，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管制的放松总体上是沿产业链条逆向进行的，即首先开放消费品市场，其次是中间投入品市场，最后是要素市场。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双轨制，即对于同一种产品和要素，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和计划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另一部分按照市场价格自由交易。双轨制在维持原有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同时使市场培育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寻租现象，并因此被逐步取消。
产权改革与民营化。这里的“民营化”较其字面意思拥有更广泛的含义，它指的是政府对于经济主体经营行为直接控制的弱化。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民营化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第一条途径是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发展，第二条途径是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改制。前者反映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增量”性质，即通过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传统经济结构不断进行“稀释”，（中央）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与控制能力远远低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第二条途径则更为直接地将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交给了经营者。
对外开放与国际分工。从一开始，“改革”与“开放”就是中国经济转轨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制度和技术上的模板，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也为新兴的非传统体制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并且以此为依托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它与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交织在一起。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在本质上，这一特征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起点的反映。和民营化一样，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归为两个部分，即新增经济成分的贡献和原有经济部门在改革后效率的提高。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转轨的结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改革策略的一部分。经济增长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更大的利益空间，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改革的阻力。
基于上述总结，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市场化转轨各领域剩余空间的估测来判断进一步改革的重心，显然，它会指向生产要素价格与产权等“顶层设计”的内容。不过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如何知道未来中国经济的演化仍会遵循过去的路径？举例而言，一直被作为改革“润滑剂”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业与社会结构转换越来越多地触及社会公平问题，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与制度收益也正在被日益严重的国际摩擦所侵蚀，而分权化则造就了一批抵制进一步市场化的利益集团。这个困难折射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式改革背后经济理论的尴尬处境。尽管人们津津乐道于哈耶克和米塞斯在与兰格的论战中表现出的先见之明，但在严格的意义上，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为实际发生的经济转轨过程做好理论准备。标准的价格理论证明的是市场机制在边际上的效率，但是对于这一机制的整体构建所言甚少；红极一时的“转轨经济学”仍停留在试图解释某些改革措施为什么能够（或者未能）成功的阶段，与指导现实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在相当多的时候，经济学为改革提供的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上的支持。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改革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谨慎和运气，可给出的解释只能是市场顽强的生命力（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还需要做更多的发掘）和不同经济体制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在这方面兰格也许是正确的）。幸运的是，在市场体制框架基本建成之后，我们来到了主流经济学更为擅长的领域，可以和国际社会有更多的共同议题，也获得了更多可资参考的经验与教训。但尽管如此，关于社会构建和改造的最重要问题仍然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之外，它们需要我们用经验、勇气和智慧来加以解决，而这也正是决定改革未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