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首提新常态，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客观经济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会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要弄清经济“新常态”，当然首先对“常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常态”，并不是指经济活动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不变完全可预期的状态，而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经济规律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特征的动态过程。就经济运行的宏观面而论，经济常态应当最终取决于某一段时期由技术、制度、人口与劳动供给和资本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但是受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在某一段时期，经济常态既可能表现为实现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前者表现为总需求相对不足、物价水平较低，后者则表现为总需求的相对旺盛乃至经济过热，物价水平上涨甚至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常态”表现具有明显差异。这样，可以对经济“常态”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新常态”与“旧常态”。虽说可以对经济作“新”“旧”常态的划分，但“新常态”与“旧常态”不是割裂的，新常态是对“旧常态”的承继和扬弃。对客观的经济“常态”的认定和判断，会直接影响政府主观的宏观经济决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使实现的经济增长常态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决定的自然常态。
因此，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从时间区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大致为新世纪以来十年左右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其次，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六，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总之，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瞩目成就，但反映了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可以说，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就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导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兴起。技术进步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当下正在兴起的技术革命便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与Rifkin侧重于能源技术革命不同，《经济学人》2012年4月21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封面文章则聚焦于3D打印技术和数字化制造，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为以数字化制造与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主要标志之一是3D打印技术和工艺。3D打印机是按设计好的数字模型，用各种材料，以叠加工艺“打印”出各种最终产品，整个“打印”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材料只有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远低于传统的工厂式生产。这使得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将产品“打印”出来，工厂、制造业工人将越来越少。
标志之二是工业机器人。2006年，《福布斯》就曾预言，当工业机器人性能趋于成熟、稳定和易用时，制造业会出现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机器人发展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例如，美国佐治亚州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推出“机器人裁缝”，生产线上将看不到工人。据称，这项技术革新，能彻底让“美国制造”打败“中国制造”。美国可望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局面。创始人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新型产业革命，华盛顿邮报甚至据此说：“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无论如何，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制造业对于工人的依存度会大幅下降，制度业中的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而大幅度降低，制造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它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将改变生产的组织形态。直接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将基本上由数字化自动生产，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遏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基础，以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特点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制造技术下新产品开发周期、产能利用、成本、产品性能、个性化需求等之间的冲突，实现制造的综合优化，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新诠释产品竞争力的内涵，并从根本上改变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最终影响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将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会失去优势。无疑，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第四个促使中国转向新常态的因素就是制造业回归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因而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以美国为例。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降低非美国制造、但美国制造商必需的大量产品的各类关税。奥巴马表示，类似法案有助于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满足5年内出口翻倍的目标，“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美国工人可以和任何人竞争。”2010年9月美国又颁布了《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补贴、免税和减税。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归。
除了税收政策调整外，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相对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还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间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从2002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为制造业的回归做了技术上的准备。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重点在产业升级，高端制造是其战略核心，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最新的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为了实现健全的经济增长，就需要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稳定国内经济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全球经济也正在寻求新的平衡过程。贸易顺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也在逐渐改善。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国际分工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改革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将弱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在何处
在总结了中国经济旧常态和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新”在何处了。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将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经济新常态既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自身运行、国内环境与国际大环境变化客观结果，也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因经济供给面约束而使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者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顺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而对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静。
经济新常态更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即政府赋予GDP增长率的权重明显下降，是对过分强调增长率的单一GDP主义执政理念抛弃。经济新常态在强调更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使经济维持在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总量增长水平，是内生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市场化的自然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实现的“拔苗助长”的增长。
在新常态的增长率足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它更注重机制的创新和结构上的平衡。因此，新常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市场准入，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自身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的增长，即习总书记所说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强调包容性增长，让老百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这不仅要求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要求真真切切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好物价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
由此，我们便可以归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重要方面了。
首先，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其次，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腐败机会。因此，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第三，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在政策空间上，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五，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随着更加注意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操作及传导中的地位和作用，央行可能会日益注重市场利率的平滑化操作，央行不仅会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也可能会通过政策行动影响市场（尤其是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这将要求央行更加注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而非负债方的操作。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更加灵活的双向波动，市场供求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主导性的作用，这将明显降低汇率变动的可预测性，这对过去单边升值预期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这同样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总之，新常态是在中国通过高信贷、高货币投放而维持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结构变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较为冷静的新认识。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约束。但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服务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也不大可能通过强刺激政策使实现的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政策面的调整将从过去注重总需求面的刺激而转向供给面的持续性为主导，这决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潜在的改革红利，核心是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而实现有质量、平衡的、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好”的增长。
新常态也为货币政策打开了新的空间，货币供给的美元本位化将不断削弱，为缓慢有序地调整中国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创造了积极条件。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化。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