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原因就在于它系统地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手段。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本次全会提出“完善”这一体制模式的实践和认识形成过程，我们花了约十年的时间，这表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方针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充分总结过去十年搞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
关系经济转型进度和质量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深化改革方针中，“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这一提法尤其值得注意，我认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的改革实践中，资本市场能否得到“大力发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度和质量。
中国经济的体制转型，从本质说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性变革，计划配置资源可以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行政指令得到落实，但最大弊端就是效率低下。而市场配置资源尽管能避免计划体制下衍生的资源浪费、提高效率，但却需要较多的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对原有的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具体表现方式的公有产权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由不同背景的投资主体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
历史经验业已证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公有制主导形式——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所有者虚置、内部人控制及预算软约束行为普遍化是无法克服的经济痼疾，这自然就提出了对其进行产权关系及企业组织形式进行重新构造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以形成股份制，同时还必须建立资本筹集和转让的制度化平台——资本市场。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资本市场即使建立了，但却不发达、不完善、不规范、不健康，这个新建立的混合所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就难以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将资本市场当成一个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化的投融资制度平台，它并不具有特别的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服务的改革功能。从本质上说，一个资本市场是否发达、完善、规范和健康，关键看它是否能够最有效地动员储蓄并将之分配到最具成长性、最有效益的投资方向上去，关键看它能否为这个市场上的风险规避型投资者和风险承担型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关键看它最终能否为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调整和良性循环服务。
中国的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内容，在金融工具的种类上存在着股票和债券之间倚重倚轻的结构性缺陷；在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构成上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制度性弊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行政管制过度和有效监管不足同时并存的矛盾；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上存在着资金严重短缺的成长导向型中小企业得不到支持，而在资金可得性上毫无困难的大型企业及金融机构纷纷得到批准上市的情况。
对存量采取慢慢解决态度
要列举中国资本市场现存的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即如何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方针？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革系统工程，需要弄清中国金融体系及投融资体制模式的基本发展方向。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发达工业国家，在金融体系和投融资体制上也存在着银行主导型和资本市场主导型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日本、德国是前者的代表，而美国则是后者的典型。从上个世纪日、德、美三国的经济绩效看，似乎是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模式优越性更多些。中国到底会选择哪种运行模式？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实践来最终证明，但目前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而直接融资比例相对过低却是亟待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银行存差过大、储蓄投资循环渠道不畅等许多问题都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失衡这个现实矛盾有关。现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大体为10：2，可以认为，如果我们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这个比例关系变为5：5，中国金融体系的许多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在当前这一特定的形势下理清资本市场的发展思路，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所谓“存量改革”就是指怎样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怎样扭转现有股票市场的不景气局面；所谓“增量改革”，其含义则是在市场体系布局、监管权利分配、运营模式转变及鼓励金融创新方面推出新的政策。
我历来主张，如果在全额流通方面暂时找不到一个能为二级市场广大投资者广泛接受的方案，与其让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问题象一片阴云一样压在广大投资者头上，还不如明确宣布几年之内不考虑这一方案，同时停止大盘股和金融股的上市审批，在推进混业经营的条件下放宽每日涨跌幅限制，用恢复投机性来促进股市的流动性。假若这样一些可以立即改变股市疲软状态的举措也无法推出，那么就干脆采取“先立后破”的思路，对存量问题采取等待和慢慢解决的态度，同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增量改革上。
以增量改革为重点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要以增量改革为重点。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上，金融业是一个以货币资源的集中、分配、流动为实体经济履行服务功能的一个行业，正因为如此，调整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性矛盾也应当成为金融改革特别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工作重点。
从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由于五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总量需求问题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宏观金融风险问题似乎也不再急迫，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通过结构调整来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用支持成长导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发展服务业和小城镇建设来综合解决增加就业和三农问题，用积极支持创业投资体系建设来培育有利于提高民族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新经济因素。
资本市场在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矛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在尽快推出创业板股票市场的同时，抓紧进行区域化场外交易市场的实施方案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衍生品市场，这些增量改革方针如果能够尽快衍化一整套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法规，中国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就会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肯定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