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调控需要大智慧(王松奇；2003年12月10日)
助推经济平稳上行
经济学界两年前曾流传一种说法：货币政策紧缩的功能明显，但在扩张需求上却显得力不从心。现在，2003年即将过去，人们业已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近几年来未见的快速发展势头，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促进这一良好经济运行态势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看，并不存在全局性过热现象。从目前情况看，值得重视的是结构性经济矛盾，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城市经济发展快，而农村经济发展仍较慢；生产资料行业扩张迅速，而消费品行业生产能力仍过剩；社会总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增速较高，而民间资本扩张冲动仍不足；间接融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而直接融资比重一直相对过低；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结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长期问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或总量调节的重要工具之一，它的基本特性是短期和微调，正由于这一点，考察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只能以总量指标的变动率作为主要依据。
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实践中最令人欣慰之处在于：过去令人忧心忡忡的内需不振下的通货紧缩威胁，已被名为“稳健”实则“松动”的货币政策调节有效化解。化解的办法是容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较快的速度扩张。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如果仅仅中央银行有积极性，而工、农、中、建四个手中掌握着全社会绝大部分货币资源的“经济怪物”或“按兵不动”，或依然用严格的指标管理手段限制其基层单位的放款行为，那么，政府扩张内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将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的实际情况是：在呆帐准备金按贷款发生的1%比例提取并冲抵利润的财务制度下，四大银行年初就开始大量放款。因为争取上半年多放款、以早动手多收息为基本行为模式，就会有更好看的“损益表”。这种前大后小的信用扩张模式的出现，表明我国金融微观基础已发生实质性的行为转变：从过去单纯考虑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而“惜贷”，转变为追求更多盈利而自动扩张贷款规模。
在这种行为转变过程中，中央银行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货币政策不管扩张能力如何，其拥有的多种政策工具和有效的紧缩能力则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年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如果中央银行采取严厉的约束性措施，则不可能出现贷款2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GDP高增长、工业企业效益大幅改善、政府税收明显增加，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随之落空。现在，决策层和经济界中的主流学派在我国经济的走势上已形成大体一致的判断，即：宏观经济正处于一个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定：2003年，货币政策对这一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运作环境
我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的自我供求循环能力的国家，不过，在外向经济比重日益提高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形势已开始对我国的贸易投资环境产生不易忽视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好转，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比今年高0.9个百分点，达4.1%。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将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及继续扩大出口的积极推动因素。这将有助于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商业银行的放款积极性可能会更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今年的盈利状况都明显好于上年，这种业绩的取得除风险内控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因素外，与上半年大量放款、下半年获得尽可能大利息收入的做法有直接关系。这种经验2004年还会被已尝到甜头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拷贝”，其结果是，金融体系中出现一种自发性的信贷扩张趋势。目前商业银行不仅存在自发扩张意愿，而且也具有实实在在的扩张能力。从2003年10月底的数字看，在商业银行的各项贷款增速已达23%左右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余额为1120亿元，其中，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数额只有580亿。这说明大中型商业银行自身的信用扩张行为基本上不存在资金限制。
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将出现新一轮资金需求。我国事实上存在一种与政府换届周期相关联的经济周期。2003年，虽然在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中占比最大项目是贴现贷款，但真正对信贷扩张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投资，这一新投资潮的出现是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换届的衍生品。而2003年还只是这种长期投资过程的第一阶段，2004年必然是接踵而至的投资第二阶段。改革20多年来，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金融博弈中大都形成了一种资金来源方面的路径依赖，即，一向中央要，二从银行贷，三是搞自筹，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投资扩张经验。
宏观经济调节中就业优先的价值取向，将最终决定明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当今世界，政府目标和中央银行目标之间经常存在一定的差异。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政府希望经济发展速度快一点，失业率低一点，而中央银行则大都把保卫币值和金融稳定当成自己的首要职责。我国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经济管理部门，党中央、国务院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就成为决策层政策取向的基本风向标。从近两个月来的高层政策信息看，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调节力度的连续性已不容置疑，中央希望明年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低于今年。
重在推进信贷结构调整
由于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增长往往是数量堆积式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低于7%，方方面面的矛盾都会激化，因此，GDP增长多一个百分点少一个百分点并非象某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无伤大体、无足轻重、无关痛痒。不过，我们也的确不能再成为快速增长单一目标的追求者。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和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应是如何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
从2003年经济实践看，在GDP较快增长的同时，我国出现三个明显的中短期经济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加剧；二是资源约束型特征越发显现，电、煤、钢材等产业又重新出现瓶颈制约现象；三是货币信贷投放速度偏快，投向结构亦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倾向性问题只有从2004年起努力矫正，经济成长才能扎扎实实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货币政策尽管至关重要，但它决非万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有许多生成原因，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那些由制度性或体制性弊端造成的倾向性问题，而只能通过可供操作的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窗口指导、监督检查等可自主运用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对货币资金的总量和结构发挥影响作用。在间接融资占绝大比例的条件下，货币资金的总量和结构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银行信贷的扩张速度和投向控制问题。
从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部门投资趋势的内在联系来看，2003年，在部分行业和地区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及电力、钢材等行业的供求矛盾的背后，都是银行信贷的不合理分配在起重要作用，采取必要的方式对商业银行的土地储备贷款、开发区贷款、城市形象工程贷款、房地产贷款及汽车企业贷款加以适当的限制，就有可能从货币资金的源头上解决行业性、结构性的发展失衡和全局性资源浪费问题。2003年，中央银行为降低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和银行信贷扩张速度过快，推出的121文件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偏”作用。2004年，央行还应考虑采取一些新的调节行动，这些政策行动的技术细节和工具选择可以暂且不论，但目的则应十分明确，即一定要从商业银行信贷分配上入手，限制资金流向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传统货币政策内涵的金融政策方面的大智慧，这个金融政策，应当为全社会资源效率的提高搭建起作用长久的制度平台，应当有利于加速金融微观基础重新构造的历史进程，应当成为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最有力工具。
经济学界两年前曾流传一种说法：货币政策紧缩的功能明显，但在扩张需求上却显得力不从心。现在，2003年即将过去，人们业已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近几年来未见的快速发展势头，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促进这一良好经济运行态势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看，并不存在全局性过热现象。从目前情况看，值得重视的是结构性经济矛盾，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城市经济发展快，而农村经济发展仍较慢；生产资料行业扩张迅速，而消费品行业生产能力仍过剩；社会总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增速较高，而民间资本扩张冲动仍不足；间接融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而直接融资比重一直相对过低；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结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长期问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或总量调节的重要工具之一，它的基本特性是短期和微调，正由于这一点，考察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只能以总量指标的变动率作为主要依据。
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实践中最令人欣慰之处在于：过去令人忧心忡忡的内需不振下的通货紧缩威胁，已被名为“稳健”实则“松动”的货币政策调节有效化解。化解的办法是容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较快的速度扩张。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如果仅仅中央银行有积极性，而工、农、中、建四个手中掌握着全社会绝大部分货币资源的“经济怪物”或“按兵不动”，或依然用严格的指标管理手段限制其基层单位的放款行为，那么，政府扩张内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将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的实际情况是：在呆帐准备金按贷款发生的1%比例提取并冲抵利润的财务制度下，四大银行年初就开始大量放款。因为争取上半年多放款、以早动手多收息为基本行为模式，就会有更好看的“损益表”。这种前大后小的信用扩张模式的出现，表明我国金融微观基础已发生实质性的行为转变：从过去单纯考虑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而“惜贷”，转变为追求更多盈利而自动扩张贷款规模。
在这种行为转变过程中，中央银行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货币政策不管扩张能力如何，其拥有的多种政策工具和有效的紧缩能力则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年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如果中央银行采取严厉的约束性措施，则不可能出现贷款2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GDP高增长、工业企业效益大幅改善、政府税收明显增加，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随之落空。现在，决策层和经济界中的主流学派在我国经济的走势上已形成大体一致的判断，即：宏观经济正处于一个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定：2003年，货币政策对这一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运作环境
我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的自我供求循环能力的国家，不过，在外向经济比重日益提高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形势已开始对我国的贸易投资环境产生不易忽视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好转，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比今年高0.9个百分点，达4.1%。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将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及继续扩大出口的积极推动因素。这将有助于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商业银行的放款积极性可能会更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今年的盈利状况都明显好于上年，这种业绩的取得除风险内控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因素外，与上半年大量放款、下半年获得尽可能大利息收入的做法有直接关系。这种经验2004年还会被已尝到甜头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拷贝”，其结果是，金融体系中出现一种自发性的信贷扩张趋势。目前商业银行不仅存在自发扩张意愿，而且也具有实实在在的扩张能力。从2003年10月底的数字看，在商业银行的各项贷款增速已达23%左右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余额为1120亿元，其中，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数额只有580亿。这说明大中型商业银行自身的信用扩张行为基本上不存在资金限制。
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将出现新一轮资金需求。我国事实上存在一种与政府换届周期相关联的经济周期。2003年，虽然在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中占比最大项目是贴现贷款，但真正对信贷扩张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投资，这一新投资潮的出现是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换届的衍生品。而2003年还只是这种长期投资过程的第一阶段，2004年必然是接踵而至的投资第二阶段。改革20多年来，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金融博弈中大都形成了一种资金来源方面的路径依赖，即，一向中央要，二从银行贷，三是搞自筹，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投资扩张经验。
宏观经济调节中就业优先的价值取向，将最终决定明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当今世界，政府目标和中央银行目标之间经常存在一定的差异。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政府希望经济发展速度快一点，失业率低一点，而中央银行则大都把保卫币值和金融稳定当成自己的首要职责。我国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经济管理部门，党中央、国务院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就成为决策层政策取向的基本风向标。从近两个月来的高层政策信息看，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调节力度的连续性已不容置疑，中央希望明年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低于今年。
重在推进信贷结构调整
由于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增长往往是数量堆积式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低于7%，方方面面的矛盾都会激化，因此，GDP增长多一个百分点少一个百分点并非象某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无伤大体、无足轻重、无关痛痒。不过，我们也的确不能再成为快速增长单一目标的追求者。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和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应是如何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
从2003年经济实践看，在GDP较快增长的同时，我国出现三个明显的中短期经济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加剧；二是资源约束型特征越发显现，电、煤、钢材等产业又重新出现瓶颈制约现象；三是货币信贷投放速度偏快，投向结构亦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倾向性问题只有从2004年起努力矫正，经济成长才能扎扎实实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货币政策尽管至关重要，但它决非万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有许多生成原因，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那些由制度性或体制性弊端造成的倾向性问题，而只能通过可供操作的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窗口指导、监督检查等可自主运用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对货币资金的总量和结构发挥影响作用。在间接融资占绝大比例的条件下，货币资金的总量和结构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银行信贷的扩张速度和投向控制问题。
从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部门投资趋势的内在联系来看，2003年，在部分行业和地区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及电力、钢材等行业的供求矛盾的背后，都是银行信贷的不合理分配在起重要作用，采取必要的方式对商业银行的土地储备贷款、开发区贷款、城市形象工程贷款、房地产贷款及汽车企业贷款加以适当的限制，就有可能从货币资金的源头上解决行业性、结构性的发展失衡和全局性资源浪费问题。2003年，中央银行为降低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和银行信贷扩张速度过快，推出的121文件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偏”作用。2004年，央行还应考虑采取一些新的调节行动，这些政策行动的技术细节和工具选择可以暂且不论，但目的则应十分明确，即一定要从商业银行信贷分配上入手，限制资金流向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传统货币政策内涵的金融政策方面的大智慧，这个金融政策，应当为全社会资源效率的提高搭建起作用长久的制度平台，应当有利于加速金融微观基础重新构造的历史进程，应当成为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最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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