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克服货币供应与信贷偏差(彭兴韵；11月17日)
M2与M1和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差异，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这是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金融结构使然。而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利率水平的变化等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进一步加快中国的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准货币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储蓄存款快速增长所致，因此，解决“宽货币、紧信贷”的矛盾，大的思路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降低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将更多的储蓄剩余配置到不被统计到货币当中的金融资产上去
今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与银行信贷和M1的增长率出现了背离的趋势，即: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银行信贷增长率与狭义货币M1却保持相对平稳，从而使得M2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高于银行信贷增长率。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宽货币、紧信贷”。这一“新”的现象，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显然又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单纯根据货币与信贷的总量数据来对宏观经济作出分析，也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深入到信贷与货币的结构上来把握。
贷款增长率低位徘徊存款余额大幅增加原因何在2001年，中国银行信贷增长率出现了上升之势。尤其是在2003年下半年，高达20％以上的贷款增长率，迫使央行数度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在2004年初，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长率下降的端倪就已经显现，且信贷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之大，下降速度之快，恐怕是政府始料未及的。所幸的是，今年5月之后，银行信贷增长率并没有进一步恶化，而是在13％上下徘徊。如此的信贷增长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中，是相对较低的。
与贷款增长率在低位徘徊不同的是，银行体系的存款余额却在大幅度地增加。存款增长率的快速上升和贷款增长率相对低位的平稳，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存差在不断扩张。到今年9月末，中国银行体系的存差额达到了8894.5亿元，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达到了46.58％；而在1997年3月末，银行体系的存差余额仅为6376.2亿元，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为9.69％。当然，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在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今年9月末，国有银行的存差额与其(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为52.27％，其他商业银行的存差与贷款余额之比为34.94％。它表明，相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偏好，国有银行的惜贷倾向更加明显。
在银行体系的存差中，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库存现金、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款、持有的有价证券等资产。到今年3季度末，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比率为3.96％。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7.5％、其他商业银行8％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持有的完全流动性的现金性资产比率不会超过12％。这意味着，构成银行体系存差的，绝大部分是有价证券资产。今年9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本外币有价证券及投资总额为42686.9亿元，与贷款余额之比达到了21.02％。
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持有的有价证券一般也被统计在“贷款”一栏中。这是因为，从资金流动的格局来看，商业银行持有价证券，就相当于对企业或政府发放了相应的贷款，只不过这些贷款资产的流动性更高，风险相对更低一些罢了。无论是直接对企业发放贷款还是购买企业(政府)的有价证券，社会剩余资金都通过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机构转移到了实体部门，完成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过程。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业持有的大量有价证券，却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地统计为“贷款”。这是因为，中国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有相当一部分是央行冲销外汇占款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商业银行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对应的剩余资金，显然没有通过中介的形式转移到经济体的实体部门中去。
银行信贷结构:
居民贷款增速下降快 国有银行惜贷在分析了银行体系信贷总量的变化之外，我们还应当深入到贷款结构上，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银行贷款结构的变化。一是分析借款主体结构的变化；二是分析贷款主体结构的变化。
与2004年9月底相比较而言，2005年9月末的贷款余额增加了14487.19亿元的信贷，其中，对居民户的贷款增加了3370.95亿元，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了11116.24亿元。
首先看看对居民户的贷款。2005年各季度，银行对居民户贷款增长率都在不断下降。从季度环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对居民户的贷款环比增长率为6.12％，远远高于对非金融性企业及其他部门4.57％的贷款季度环比增长率。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对居民户的贷款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到了3.56％和1.87％。在对居民户的贷款增长中，主要是由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长率和农户贷款增长率下降引起的。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3月份央行调整了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以及5月份七部委联合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性调控，改变了居民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因而减少了对住宅抵押贷款的需求。
在对居民户贷款中，对农户的贷款也同样呈不断下降之势。这主要是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一方面增加了农户对贷款的需求；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改变了贷款者对农户贷款的风险与收益的评价，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农户贷款似乎不会引起太大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然而，从2004年11月份开始，农产品价格便开始一路下跌，对农户贷款的风险开始凸现，贷款者减少对农户的经营性贷款势所必然了。
其次，看看对企业部门的贷款。今年各季度，银行对非金融性公司各季度、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环比增长率分别为4.57％、3.71％和2.24％。在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中，票据融资的增长率没有太大的起伏。与短期贷款和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变动不同的是，对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增加额各季度分别为3271.8亿元、1731.03亿元和2069.73亿元，季度环比增长率分别为5.96％、2.98％和3.45％。
总之，银行对居民户的贷款和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都呈现出了下降之势。但是对居民户部门的贷款增长率下降得更多。中国近期银行信贷增长率充分展现了商业银行信贷顺应经济周期的特征，即:在经济周期的繁荣，价格持续上涨的阶段，商业银行预期乐观，发放贷款的信用风险相对较小，信贷投放冲动较强；而在经济增长趋缓，价格上涨难以为继的时期，发放贷款的风险加大了，商业银行预期悲观，转而采取谨慎贷款行为。
自2000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与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其他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低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率，与此相对应，在新增贷款中，其他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贷款主体结构的这一特征在今年各季度都得到了延续。
从贷款余额来看，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到2005年9月末，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为118233亿元，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32501.51亿元。但是，其他商业银行与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之比却从2003年3月末的18.04％上升到了今年9月末的27.4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新增贷款中，其他商业银行与国家银行之比却在不断地上升，这在今年的三个季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2005年前三个季度中，其他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与国家银行新增贷款之比分别为39.54％、83.13％和105.05％。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例如，今年第三季度国有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仅为1.31％，而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达到了5.9％。
从总体趋势来看，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虽然贷款增长率的变化存在具体数值上的差异，但在时间分布和趋势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国有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从2003年第二季度的5.76％下降到了今年第三季度的1.31％，下降幅度为77.25％；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则从同期的14.18％下降到了今天9月末的5.9％，下降幅度为58.39％。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国有银行的惜贷特征，而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偏好倾向。
鉴于国有银行贷款在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中还占有70％以上的比重，因此，可以这么说，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是造成我国贷款增长率难以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这样看来，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在我国的信贷周期波动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经济快速上升和信贷扩张时期，由于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低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因此，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用的过度扩张；相反地，如果是在经济处于下降、信贷收缩时期，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这一比率的变动，国有银行反而成了信贷紧缩的加速器，而其他商业银行相对较高的信贷增长率，则缓解了过度的信贷紧缩。
“宽货币、紧信贷”是个伪命题通缩已到相当程度分析了信贷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分析货币供应的总量和结构变动。
今年一些人根据M2与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对比状况得出了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结论。笔者认为，笼统地说“宽货币、紧信贷”，无疑让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困惑，甚至难以适从，因为，银行信贷本身具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银行信贷增长率难以上升表明经济增长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或者带着一些经济景气下降的征候；“宽货币”似乎又意味着经济存在扩张的趋向，以至于有人得出中国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很大”的结论。
造成这种迷乱的根源在于，“宽货币、紧信贷”的说法本身就不准确。货币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仅仅根据M2增长率的上升，就得出“宽货币”的结论，恰恰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由于M1的增长率并没有跟随M2一同快速上升，与其笼统地说中国是“宽货币”，倒不如说中国的货币流动性结构发生了变化。货币的流动性结构，就是M1与M2之间的比率。M1的增长率低于M2的增长率，表明货币的流动性在下降，反之，货币的流动性在上升。2005年1月份，M1与M2之间的比率为37.62％，到9月底，这一比率已经下降到了35.19％。
货币流动性的下降，M2与M1的背离走势，并不是最近几个月才出现的“新鲜事”。在1995年和1996年的时候，中国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那时，M2的趋势显示出与GDP、M0和M1有明显的区别:在GDP、M0和M1同步下降的同时，M2的增长率却一直在提高。正是由于M2的走势一直在上升，使得有关当局得出通胀依然十分严重的判断，未能针对已经初现端倪的需求不足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结果加速了中国的通缩。这一特征在2001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2001年5月，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为13.02％和12％，而到年底时M1的增长率下降到了12.65％，M2的增长率却迅速上升到了18％。是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3％。
相反，进入2002之后，中国的M1和M2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M1的增长率出现了较快地回升，而M2的增长率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到2002年7月份，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为18.67％和13.34％，M1的增长率比M2的增长率高出5个多百分点。M1的增长率高于M2增长率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初。这一段时间，恰恰是中国暂时摆脱1997年以来的通缩的关键时期。
总体来看，在中国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中，M1的增长率的变化，比M2的增长率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动性结构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M1与M2增长率的差异是由构成M2中的准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所致。
准货币的快速上升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相对较低的M1增长率与较快的准货币增长，说明经济又进入了扩张期吗？历史经验与理论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与其说是经济膨胀的信号，倒不如说经济的相对紧缩更确切一些。这是因为，同信贷增长率的变化相一致，在经济已经进入紧缩阶段时，由于名义利率水平上升很快，而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在迅速减少，在一段时间内，货币构成中比较流动的部分(M0、M1)将会转为相对不流动性的部分来获得金融收益，货币流动性的下降，与其说是经济继续膨胀的表现，毋宁说是经济已经相当紧缩的表征。
总而言之，要笼统地“宽货币、紧信贷”不仅是不合实际的，而且据此进一步认为经济有扩张的趋向，就更有失偏颇了。
如何克服货币供应与信贷之间的偏差M2与M1和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差异，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这是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金融结构使然。而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利率水平的变化等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进一步加快中国的金融、经济体制的改革。由于准货币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储蓄存款快速增长所致，因此，解决“宽货币”、“紧信贷”的矛盾，大的思路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降低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储蓄剩余配置到不被统计到货币当中的金融资产上去。
首先，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改善政府、企业与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比重。近年来，居民部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居民收入增长率仅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或低于经济增长率。这影响了居民部门的消费。其次是要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只有改善了这两个方面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国消费品市场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从而相应地降低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从而减轻准货币进一步过快上升的压力。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在我国的货币化改革进程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信贷发展比较落后，极大地提高了居民部门的非意愿储蓄。我们把这部分储蓄叫做制度诱致性强制储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在资本短缺的宏观环境下，提高积累率，并由此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制度诱致性强制储蓄，为弥合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中国总体上已经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宏观格局下，过高的储蓄率就会伤害经济增长。适度地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减少储蓄剩余，从而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率，而且还可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依赖高投入维系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此，需要我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信贷，为人们更好地平滑生命期内的收入和降低储蓄率创造条件。
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在信贷资产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偏好，国有银行的惜贷现象更加明显，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趋势更强烈。因此，要改变中国银行体系巨额的存差和流动性过多的表象，需要进一步打破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培育新的银行竞争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按照WTO承诺的时间表对外开放银行业时，应该有计划、更加积极稳妥地对国内的剩余资本开放银行业。
进一步发展直拉融资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市场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银行垄断的金融结构下，大量的金融剩余只有集中到银行体系之中，一方面造成了银行存款的急剧增加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造成银行体系的存差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如果居民有更多的较低风险的投资选择，不仅可以分流一部分储蓄资金，而且由于居民持有的债券并不在货币统计口径之中，因此，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能够相对地改善我国货币供给的结构。
大力发展各类理财产品也很重要。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各类理财产品市场发展历史还非常短暂，各类基金的规模都很小。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一只基金的份额最多也不超过200亿元。虽然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5000多亿元，但无论相对于近30万亿元的存款，还是相对于14万亿余元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美国，居民持有的受托理财产品在其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要超过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而这些产品在美国的货币统计中，只是给予了相应的权重。尽管美国有巨额的金融资产余额，但货币供应与GDP之间保持相对平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是故，除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之外，更进一步地发展各类风险较低、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各类理财产品市场，对于降低货币与信贷之间的这种偏差也很重要。
今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与银行信贷和M1的增长率出现了背离的趋势，即: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银行信贷增长率与狭义货币M1却保持相对平稳，从而使得M2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高于银行信贷增长率。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宽货币、紧信贷”。这一“新”的现象，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显然又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单纯根据货币与信贷的总量数据来对宏观经济作出分析，也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深入到信贷与货币的结构上来把握。
贷款增长率低位徘徊存款余额大幅增加原因何在2001年，中国银行信贷增长率出现了上升之势。尤其是在2003年下半年，高达20％以上的贷款增长率，迫使央行数度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在2004年初，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长率下降的端倪就已经显现，且信贷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之大，下降速度之快，恐怕是政府始料未及的。所幸的是，今年5月之后，银行信贷增长率并没有进一步恶化，而是在13％上下徘徊。如此的信贷增长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中，是相对较低的。
与贷款增长率在低位徘徊不同的是，银行体系的存款余额却在大幅度地增加。存款增长率的快速上升和贷款增长率相对低位的平稳，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存差在不断扩张。到今年9月末，中国银行体系的存差额达到了8894.5亿元，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达到了46.58％；而在1997年3月末，银行体系的存差余额仅为6376.2亿元，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为9.69％。当然，存差额与贷款余额之比在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今年9月末，国有银行的存差额与其(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为52.27％，其他商业银行的存差与贷款余额之比为34.94％。它表明，相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偏好，国有银行的惜贷倾向更加明显。
在银行体系的存差中，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库存现金、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款、持有的有价证券等资产。到今年3季度末，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比率为3.96％。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7.5％、其他商业银行8％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持有的完全流动性的现金性资产比率不会超过12％。这意味着，构成银行体系存差的，绝大部分是有价证券资产。今年9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本外币有价证券及投资总额为42686.9亿元，与贷款余额之比达到了21.02％。
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持有的有价证券一般也被统计在“贷款”一栏中。这是因为，从资金流动的格局来看，商业银行持有价证券，就相当于对企业或政府发放了相应的贷款，只不过这些贷款资产的流动性更高，风险相对更低一些罢了。无论是直接对企业发放贷款还是购买企业(政府)的有价证券，社会剩余资金都通过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机构转移到了实体部门，完成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过程。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业持有的大量有价证券，却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地统计为“贷款”。这是因为，中国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有相当一部分是央行冲销外汇占款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商业银行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对应的剩余资金，显然没有通过中介的形式转移到经济体的实体部门中去。
银行信贷结构:
居民贷款增速下降快 国有银行惜贷在分析了银行体系信贷总量的变化之外，我们还应当深入到贷款结构上，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银行贷款结构的变化。一是分析借款主体结构的变化；二是分析贷款主体结构的变化。
与2004年9月底相比较而言，2005年9月末的贷款余额增加了14487.19亿元的信贷，其中，对居民户的贷款增加了3370.95亿元，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了11116.24亿元。
首先看看对居民户的贷款。2005年各季度，银行对居民户贷款增长率都在不断下降。从季度环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对居民户的贷款环比增长率为6.12％，远远高于对非金融性企业及其他部门4.57％的贷款季度环比增长率。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对居民户的贷款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到了3.56％和1.87％。在对居民户的贷款增长中，主要是由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长率和农户贷款增长率下降引起的。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3月份央行调整了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以及5月份七部委联合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性调控，改变了居民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因而减少了对住宅抵押贷款的需求。
在对居民户贷款中，对农户的贷款也同样呈不断下降之势。这主要是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一方面增加了农户对贷款的需求；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改变了贷款者对农户贷款的风险与收益的评价，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农户贷款似乎不会引起太大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然而，从2004年11月份开始，农产品价格便开始一路下跌，对农户贷款的风险开始凸现，贷款者减少对农户的经营性贷款势所必然了。
其次，看看对企业部门的贷款。今年各季度，银行对非金融性公司各季度、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环比增长率分别为4.57％、3.71％和2.24％。在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中，票据融资的增长率没有太大的起伏。与短期贷款和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变动不同的是，对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增加额各季度分别为3271.8亿元、1731.03亿元和2069.73亿元，季度环比增长率分别为5.96％、2.98％和3.45％。
总之，银行对居民户的贷款和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的贷款都呈现出了下降之势。但是对居民户部门的贷款增长率下降得更多。中国近期银行信贷增长率充分展现了商业银行信贷顺应经济周期的特征，即:在经济周期的繁荣，价格持续上涨的阶段，商业银行预期乐观，发放贷款的信用风险相对较小，信贷投放冲动较强；而在经济增长趋缓，价格上涨难以为继的时期，发放贷款的风险加大了，商业银行预期悲观，转而采取谨慎贷款行为。
自2000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与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其他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低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率，与此相对应，在新增贷款中，其他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贷款主体结构的这一特征在今年各季度都得到了延续。
从贷款余额来看，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到2005年9月末，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为118233亿元，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32501.51亿元。但是，其他商业银行与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之比却从2003年3月末的18.04％上升到了今年9月末的27.4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新增贷款中，其他商业银行与国家银行之比却在不断地上升，这在今年的三个季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2005年前三个季度中，其他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与国家银行新增贷款之比分别为39.54％、83.13％和105.05％。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例如，今年第三季度国有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仅为1.31％，而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达到了5.9％。
从总体趋势来看，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虽然贷款增长率的变化存在具体数值上的差异，但在时间分布和趋势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国有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从2003年第二季度的5.76％下降到了今年第三季度的1.31％，下降幅度为77.25％；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环比增长率则从同期的14.18％下降到了今天9月末的5.9％，下降幅度为58.39％。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国有银行的惜贷特征，而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偏好倾向。
鉴于国有银行贷款在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中还占有70％以上的比重，因此，可以这么说，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是造成我国贷款增长率难以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这样看来，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在我国的信贷周期波动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经济快速上升和信贷扩张时期，由于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低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因此，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用的过度扩张；相反地，如果是在经济处于下降、信贷收缩时期，国有银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这一比率的变动，国有银行反而成了信贷紧缩的加速器，而其他商业银行相对较高的信贷增长率，则缓解了过度的信贷紧缩。
“宽货币、紧信贷”是个伪命题通缩已到相当程度分析了信贷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分析货币供应的总量和结构变动。
今年一些人根据M2与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对比状况得出了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结论。笔者认为，笼统地说“宽货币、紧信贷”，无疑让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困惑，甚至难以适从，因为，银行信贷本身具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银行信贷增长率难以上升表明经济增长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或者带着一些经济景气下降的征候；“宽货币”似乎又意味着经济存在扩张的趋向，以至于有人得出中国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很大”的结论。
造成这种迷乱的根源在于，“宽货币、紧信贷”的说法本身就不准确。货币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仅仅根据M2增长率的上升，就得出“宽货币”的结论，恰恰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由于M1的增长率并没有跟随M2一同快速上升，与其笼统地说中国是“宽货币”，倒不如说中国的货币流动性结构发生了变化。货币的流动性结构，就是M1与M2之间的比率。M1的增长率低于M2的增长率，表明货币的流动性在下降，反之，货币的流动性在上升。2005年1月份，M1与M2之间的比率为37.62％，到9月底，这一比率已经下降到了35.19％。
货币流动性的下降，M2与M1的背离走势，并不是最近几个月才出现的“新鲜事”。在1995年和1996年的时候，中国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那时，M2的趋势显示出与GDP、M0和M1有明显的区别:在GDP、M0和M1同步下降的同时，M2的增长率却一直在提高。正是由于M2的走势一直在上升，使得有关当局得出通胀依然十分严重的判断，未能针对已经初现端倪的需求不足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结果加速了中国的通缩。这一特征在2001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2001年5月，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为13.02％和12％，而到年底时M1的增长率下降到了12.65％，M2的增长率却迅速上升到了18％。是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3％。
相反，进入2002之后，中国的M1和M2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M1的增长率出现了较快地回升，而M2的增长率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到2002年7月份，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为18.67％和13.34％，M1的增长率比M2的增长率高出5个多百分点。M1的增长率高于M2增长率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初。这一段时间，恰恰是中国暂时摆脱1997年以来的通缩的关键时期。
总体来看，在中国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中，M1的增长率的变化，比M2的增长率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动性结构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M1与M2增长率的差异是由构成M2中的准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所致。
准货币的快速上升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相对较低的M1增长率与较快的准货币增长，说明经济又进入了扩张期吗？历史经验与理论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与其说是经济膨胀的信号，倒不如说经济的相对紧缩更确切一些。这是因为，同信贷增长率的变化相一致，在经济已经进入紧缩阶段时，由于名义利率水平上升很快，而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在迅速减少，在一段时间内，货币构成中比较流动的部分(M0、M1)将会转为相对不流动性的部分来获得金融收益，货币流动性的下降，与其说是经济继续膨胀的表现，毋宁说是经济已经相当紧缩的表征。
总而言之，要笼统地“宽货币、紧信贷”不仅是不合实际的，而且据此进一步认为经济有扩张的趋向，就更有失偏颇了。
如何克服货币供应与信贷之间的偏差M2与M1和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差异，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这是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金融结构使然。而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利率水平的变化等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进一步加快中国的金融、经济体制的改革。由于准货币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储蓄存款快速增长所致，因此，解决“宽货币”、“紧信贷”的矛盾，大的思路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降低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储蓄剩余配置到不被统计到货币当中的金融资产上去。
首先，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改善政府、企业与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比重。近年来，居民部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居民收入增长率仅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或低于经济增长率。这影响了居民部门的消费。其次是要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只有改善了这两个方面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国消费品市场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从而相应地降低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从而减轻准货币进一步过快上升的压力。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在我国的货币化改革进程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信贷发展比较落后，极大地提高了居民部门的非意愿储蓄。我们把这部分储蓄叫做制度诱致性强制储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在资本短缺的宏观环境下，提高积累率，并由此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制度诱致性强制储蓄，为弥合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中国总体上已经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宏观格局下，过高的储蓄率就会伤害经济增长。适度地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减少储蓄剩余，从而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率，而且还可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依赖高投入维系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此，需要我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信贷，为人们更好地平滑生命期内的收入和降低储蓄率创造条件。
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国有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在信贷资产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偏好，国有银行的惜贷现象更加明显，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趋势更强烈。因此，要改变中国银行体系巨额的存差和流动性过多的表象，需要进一步打破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培育新的银行竞争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按照WTO承诺的时间表对外开放银行业时，应该有计划、更加积极稳妥地对国内的剩余资本开放银行业。
进一步发展直拉融资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市场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银行垄断的金融结构下，大量的金融剩余只有集中到银行体系之中，一方面造成了银行存款的急剧增加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造成银行体系的存差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如果居民有更多的较低风险的投资选择，不仅可以分流一部分储蓄资金，而且由于居民持有的债券并不在货币统计口径之中，因此，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能够相对地改善我国货币供给的结构。
大力发展各类理财产品也很重要。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各类理财产品市场发展历史还非常短暂，各类基金的规模都很小。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一只基金的份额最多也不超过200亿元。虽然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5000多亿元，但无论相对于近30万亿元的存款，还是相对于14万亿余元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美国，居民持有的受托理财产品在其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要超过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而这些产品在美国的货币统计中，只是给予了相应的权重。尽管美国有巨额的金融资产余额，但货币供应与GDP之间保持相对平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是故，除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之外，更进一步地发展各类风险较低、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各类理财产品市场，对于降低货币与信贷之间的这种偏差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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