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对金融改革路线全面反思(刘煜辉；11月25日)
国有银行贱卖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场争论已公开蔓延到监管部门高层的层面。而在金融业界和学术界，这场争论早已沸沸扬扬。
前些天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回应“贱卖”论答曰：“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所以转让价格，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试问没有国家耗资4600亿元的“财务外科手术”，建行这个“人造美女”能卖到那个价钱吗？傻子都明白，政府的“真金白银”远比对外国投资者的美好愿景来得实惠得多。
其实所谓“贱卖”也好，“贵卖”也罢，技术细节耳，远远未能触及问题之根本。“贱卖”之争的实质是金融改革的路线之争，即当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是否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之路，才是双方论争之焦点。
当下力推大举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信用文化。
如此，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真能如愿以偿吗？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1999年以来，国内某银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摊方法之类并非核心的技术，问他们也不肯说。
对此，穆迪投资今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的确，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只可能是财务投资人，将其引入期望能带来“技术性溢出效应”的理由何其苍白。
改善公司治理，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路径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果真“一治就灵”吗？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理念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想复制国外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光靠引入几个外国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颇令人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竟然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等等，而且更广泛来自于各类非金融的环境，举凡法治不完善、计划与行政的不当干预、各类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周小川行长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仿生学词汇“金融生态”对后者加以概括）。
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体系之变革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前些天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回应“贱卖”论答曰：“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所以转让价格，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试问没有国家耗资4600亿元的“财务外科手术”，建行这个“人造美女”能卖到那个价钱吗？傻子都明白，政府的“真金白银”远比对外国投资者的美好愿景来得实惠得多。
其实所谓“贱卖”也好，“贵卖”也罢，技术细节耳，远远未能触及问题之根本。“贱卖”之争的实质是金融改革的路线之争，即当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是否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之路，才是双方论争之焦点。
当下力推大举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信用文化。
如此，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真能如愿以偿吗？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1999年以来，国内某银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摊方法之类并非核心的技术，问他们也不肯说。
对此，穆迪投资今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的确，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只可能是财务投资人，将其引入期望能带来“技术性溢出效应”的理由何其苍白。
改善公司治理，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路径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果真“一治就灵”吗？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理念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想复制国外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光靠引入几个外国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颇令人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竟然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等等，而且更广泛来自于各类非金融的环境，举凡法治不完善、计划与行政的不当干预、各类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周小川行长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仿生学词汇“金融生态”对后者加以概括）。
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体系之变革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 返回顶部 ]
［！］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