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无不是针对“三农”问题。尽管中央对“三农”问题是如此重视，出台政策如此之多，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难以化解。何也？
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三农”问题确实具有十分的复杂性、困难性，任何单一之政策要解决“三农”问题都并非易事；二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最近，有人提出中国要推行“新农村运动”，而且这种新农村运动之建议很快就为社会所共识。这种新农村运动的基本旨意就是要拓展农村消费空间作为防止目前国内一些产业产能过剩的手段，以此来扩大内需。具体的措施有：发展粮食生产，调整农村结构，对农业增收挖潜，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从而把中国农村建设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对于新农村运动，其出发点与设想是好的，确实也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之状况，但其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有待时间之检验。正如最近王建指出的那样，希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来化解目前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应该是杯水车薪。因为，根据他的计算，目前国内一些部门正在制定消费品（如电器）下乡方案，但是就算农村电器的使用水平达到城市的水平，那么按照目前农村的人口计算，下乡之产品所耗用的金属材料也仅是目前产能过剩的杯水车薪。在这里，他仅是从产品材料的耗用上来说明这种新农村运动的不可行性。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这种工业品下乡，是免费送给农民吗？如果不是免费的，那么农民有没有能力来购买这些消费品。如果没有，农村的增收模式从何而来？
可以说，全面建设社会新农村，并以此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这样做仅是解决“三农”的一个方面。因为，对于农民人口占主导的中国来说，农村消费扩大了，农村的消费市场拓展了，那么当然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就出来了。但是农村的消费市场如何来扩展，农业税全免，每个农民也减轻不了几十元，无济于事。相关措施还包括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村技术输入等，但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什么农产品是短缺的。反之，哪一类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很快就有不少人或企业进入。
可以说，国内农产品基本上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它的短缺早就成了历史。因此，希望增加投入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作用不会太大。更何况，农业投入越多，农产品的产量越高，其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农民增产不增收，有什么意义？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农产品的增加产量往往慢于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幅度。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增收模式从何而来？农民的收入不能够增加，即使想扩大农村的消费，并希望以此来拉动国内需求，但这种设想可能不会实现。
还有，新农村运动的一种设想是增加对农村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的投入来改变目前经济落后之状况。可以说，增加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政府投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做效率又会如何？它能够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吗？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现代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会向城市聚集、集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公共设施投入的效率及这种公共设施投入使用的效率。在这一点上，城市一定是比农村效率要高，否则，就不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会随着各国现代化的过程而拔地而起。
如果我们把十分稀缺的资源投向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虽不能说这种投入会没有用，但是同样的资源投入，投入城市与投入农村其效率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只要去珠海机场，看看珠海机场及机场路投入后的效率，就会知道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如果不从经济上考虑，其中产生的浪费是无可复加的。珠海机场路是1998年以前修建的，已经过去近7年了，但八车道的路面上目前仍是空空如也，路上行走的车辆十分稀少。不要说国家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源十分稀缺，即使国家有能力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全面的投入，但这样做所达到的效果肯定不如以同样的资源投入到城市好。
假定国家有能力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公共基础建设与公共事业建设，再假定这种投入是有效率的，那么其内在的支持体系是否存在？比如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如何来进行，建设后又是如何来运作，运作中的收益与维护又是如何来进行等，如果没有一个内在农村支持体系，那么这种公共基础设施要投入到农村都是不容易的。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如果农村发展或解决“三农”问题仅是把眼光盯在农村的本土上，仅是考虑如何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而不是让中国的农村融入到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发展中，那么中国农村要得到真正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再从农村价值观念变化来理解，新农村运动表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从目前中国农村不同地方所表现的差异性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当地农民的市场观念就越鲜明，而越是落后的地方，农民的市场观念越落后。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农村，农民市场观念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很简单，一个人对一些行为连想都想不到，那么这个人的行为能够有什么创新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以说，近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在于大量的农民进城为城市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农民为企业创造大量的财富，而且在于这些进城的农民一旦走出农村之后，改变了自己，也在于他们把这种改变了的观念带来到农村。如果像新农村运动那样只是把国内大量的农民禁锢在当地土地上，无法从外面获得更多的知识与信息，这样的农民能够把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吗？
可以说，从世界现代文明史的经验来看，农村的发展并非是用新农村运动把广大农民禁锢广袤的田野上，而是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方式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英国的“圈地运动”尽管史称为羊吃人的运动，但是它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中国的农村发展，或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是正确之路。
当然，就目前中国的条件来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政府必须从两个方面有新的制度安排：一是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是严重牺牲或侵害农民利益得以进行的。政府往往会以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方式，把农民的土地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征收过来，然后又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这种掠夺农民财富的严重不公平不加以改变，不仅新农村运动会成为一句空话，而且即使允许广大农民流入城市，他们仍然在城市无生存之地。因此，如何出台新的政策对农民的经营土地利益重新界定，应该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最为重要的事情。
二是农村人口流动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其市场化的程度不可谓不快，但是限制农民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为什么就是不取消？可以说，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如此穷，中国农村之所以如此落后，中国农业之所以发展如此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户口制度不断地在制造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就在于这种制度不断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财富。可以说，农村户口制度不解决，任何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只能是徒有其表，而不能够切入问题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