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而根据官方最新披露的顺差数据推算，中国10月份外汇储备很可能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大关。10年间，外汇储备年均增长率高达27.2％，近三年更高达42％。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国际金融制度事实上又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从根本上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乃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新确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也是其必然要求。
当今“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国际金融制度事实上又回到了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体系，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客观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定值资产的供应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要储备美元，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惟一的还得靠贸易顺差来偿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持续产生贸易逆差，成为当下全球经济正常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全球经济的稳定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故此，在“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中，美元汇率高估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也只有通过美元高估，新兴国家才能获得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才能稳定经济。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美元的高估也必然造就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双赤”的经济格局。这成为当下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基本常识。
中国成为吸纳国际收支调节冲击的角色
对于那些拥有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它们不得不把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反过来用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或房地产。这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所形成的“石油美元循环”。如此，美元发行的背后根本无需黄金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根本无需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倚仗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
当然，如果说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提供了一个无限供给机制，那么世界必须要产生一个相应的经济体来吸收过剩美元流动性的冲击，才能使这个游戏得以持续，而不至于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破灭。欧日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景气低迷，已经无法或者不愿吸收这一冲击。如此，无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更主要是因为正经历市场化转型时期，中国无疑成为了这个吸纳国际收支调节冲击的最为合适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资本流动的管制壁垒的解除，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技术革命引领下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了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要素成本地区转移。而另一方面，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不到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的地方政府政绩竞争愈演愈烈，导致整个要素价格被人为地扭曲，劳动力价格是偏低的，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率）也是被管制的，土地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批租土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优惠，所以土地价格也是偏低的。此外，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权力都在加速与资本的结盟，在中国投资的高额盈利性很大程度能够得益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经济租”。
美国实际是当下最大的汇率操纵国
故此，许多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甚至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而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同样是美国人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全球产业大转移和重新分工，让中国逐渐成为许多产品的制造商。
中国劳动力不仅为本国消费者生产，而且为世界（包括美国）消费者生产。美国人转而去搞服务业和高技术，绝大多数美国劳工告别了蓝领时代。
如此，与国际金融制度相伴生的必然是日益严重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宏观上表现为，世界的消费和投资越来越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内。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以及“双赤”的累积与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以及顺差和储备激增，两国（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转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成为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90年代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契机。
可以预知的是，在“美元本位”这一格局下，这种产业分工和转移还将持续深化，在消费类产业（轻工业）转移完成之后，起自2003年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已经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有学者预测，当进入到重化工业转移的时代，中国年度贸易顺差将会超过3000亿美元，而每年所接纳的国外直接投资也会超过1000亿美元。而未来重工产业转移持续的时间将可能超过20年。故此，中国未来25年内仅贸易顺差与吸收外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就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
随着这一国际货币体系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成，中国事实上也就将自身的经济置身于这一“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美联储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美元在需要的时候贬值，从而赖掉债务并让某些国家损失大量的外汇储备。或者通过扩大两国利差，使美元回流从而可能引发某国的货币危机。
当下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美国。一国外汇储备少时，它攻击该国货币，使其贬值造成货币危机；一国外汇储备多时，它力推弱势美元，拉动全球资源价格暴涨，直接打击外储的购买力，使该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当今的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能够看透对方底牌的“千王之王”，抛出一枚硬币，正面他能赢5000，反面他也能赚5000.
为中国找到合理的外汇使用渠道
从长期看，化解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在于把外汇储备的惊人的加速度降下来，动力来自于通过体制或制度变革，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而从短期看，美元本位下，当下最为急迫的是改革当下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为中国找到合理的外汇使用渠道，这不仅是当下积极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最为有效的手段，而且是对抗“美元本位”风险的现实选择。
坦率地讲，美元本位下，动用外储建立石油储备、黄金或者其他稀有金属储备，根本就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值得讨论的只不过是选择什么合适的时机做，怎么做的问题。
故此，考虑建立一个包含美元资产、石油、黄金、白银、铜及其他稀有金属等大宗商品储备的组合篮子，基本上合乎一个简单的“风险对立、价格稳定”的套期保值的思想。
至于各种储备之间的比例搭配，什么合适的市场时机买，虽然是一个纯粹的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问题和策略技巧问题，但在中国，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决策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中国必须加快培养和吸收一批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操作人才，建立一套高效率的、高度保密的、统一决策的储备管理机制和反应机制。否则，当下“部门博弈、多头决策”的格局，只可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把中国的利益葬送掉。
此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资源拥有量与人口规模极度不对称的国家，油田、矿山乃至农地都应成为中国对外大规模投资的对象，并且应该建立与国家经济规模相称的战略资源储备。为了加快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应该大量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甚至直接到发达国家去收购相关的工厂和研发机构。为了更好地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中国也应加快港口、船舶与航空企业的现代化，并到海外进行流通企业与流通设施的大量投资。总之，中国应该使用外汇进行投资的领域是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