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外汇储备讨论涉及的三大问题（外汇储备增速是否过快、外汇储备规模是否合理、外汇储备管理是否安全、有效）造成了目前的三大困扰：
其一是“外汇占款之困”。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央行被迫买入大量外汇，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途径，发行的央行票据越来越多，负债成本也越来越大，币值升值压力加大。为收缩流动性，又不得不两度加息，三调准备金率。如脱缰野马的贸易、资本双顺差，巨大无比的官方储备，与基础货币供应挂钩的外汇管制对央行在利用汇率和储备管理，调节内外经济失衡的货币政策手段两方面首尾难以相顾，反而引致各种对汇率的非议和贸易摩擦。
其二是时时面临美元资产贬值的风险，过度依赖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结构只能形成“金融恐怖平衡”，因此，将储备资产多元化似乎成为必然选择。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现有储备资产结构正是依赖外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和以美元作为主要计值和结算货币的产物。与其它东亚经济体一样，美元作为主要的交易货币，占贸易的80％以上，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必定导致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结构。即便调整美元主导的资产结构，也需要足够的可替代资产，欧元前景不明，难以承接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转换，日元更是自顾不暇，波动太大，日元计值债券市场发展滞后，流动性也不够。至于增持部分与中国贸易量大的亚太经济体货币，如韩圆、澳元、新加坡元等，都不可能分流大部分美元储备资产。而短期内将美元国债调整为美元公司债或政府担保的抵押债券，也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
其三是巨额的储备固然可以增强应对危机救助，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提高整体的金融实力，令任何试图碰运气的投机者三思，也造成资金管理效率低下的弊端。而如何花这笔钱，成了见仁见智的问题。各种意见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在国内使用，或划拨社保基金，注资银行，设立基金，或改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等，显然这是央行的举债行为，因为外汇储备是央行发行人民币买入的，也就是它负债形成的，如果再次投入到国内使用，须再向商业银行兑换为人民币，造成外汇的二次结汇和货币二次投放，加大通货的压力。有趣的是央行目前反对的无偿划拨方式其实是透支行为，而这也正是从央行最先通过汇金注资国有银行开始的。其二是针对进行大规模的海外采购或投资，或购买高技术及设备，或购买石油、金属等物质或股权。这并非完全不可以，问题在于一是此类投资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二是如果购买的商品流入国内市场，最终还是会转换为人民币资产。
那么，究竟有何良策，降低储备增长的态势，降低过多储备造成的负面影响？笔者以为如次：
首先，任由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降低贸易顺差，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商品的竞争力是决定性因素，而非单纯由汇率水平低估引起的。日元升值的同时，顺差也在持续上升，就证明这并非高明之举。
其次，对于拥有巨额美元债权的债权国而言，汇率升值引起的通缩会因美元资产相对于国内资产的缩水而加剧，因为财富负效应将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相对于官方外汇储备而言，私人部门持有美元资产的财富负效应更大。因此，相对于中国主要由官方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国外的流动性债权，日本大部分美元资产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持有，日本的负财富效应更突出。所以在升值的同时，将外汇风险转移至私人部门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内需的萎缩。
再次，一个脆弱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过快开放，只会重复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金融危机发生国的故事，其后果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都将是灾难性的。而开放资本流出，鼓励对外投资倒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又面临着体制转变、人才选择、风险管理等方面难题。因此，要抑制顺差增长过快和储备规模过大，改变金融领域的被动格局，就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略，一方面，从根本上逐步扭转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化战略，彻底消除为美元所困的金融生态。
短期内，首先要抑制不合理的出口需求过快增长，限制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改善外汇结售汇制，提高外汇供求关系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降低甚至完全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对个别产业恢复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环境保护税，通过环保、税收等手段，加强对环境、能源、资源构成压力的投资项目的限制，对其产品出口可加征环境保护税；扩大对海外资源的投资和技术产品的收购；逐步扩大QDII的规模和投资品种，提高投机资本进出的风险成本；尽快推进基础利率的形成，建立和完善外汇远期、期货和期权市场。
长期而言，还要逐步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鼓励采用人民币作为经常项目的计值货币进行定值和结算；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的广泛使用，探索发行人民币计值的债券及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以香港为中心建立区域性、开放式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建立人民币计值的资产市场，为人民币向储备货币转化创造条件；在促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同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