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粮油价格一度快速上涨，涨幅达10％，河南、山东、江苏等粮食主产区自11月初以来，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特别是小麦的上涨幅度更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1.9％，较10月份的1.4％明显加速，创出了过去20个月来的涨幅新高。
对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这次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是世界粮食价格快速上涨推动的。早些时间，世界范围的粮食供给一直处于偏紧状态。特别是2006年世界一些地方出现突发性气候因素，更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中国农业部2006年10月《小麦市场监测信息》称，世界小麦主产国中，大多数国家受不利天气影响而减产。其中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因出现“千年一遇”的干旱，2006年小麦总产量比去年下降55％，达到12年来的最低点，直接导致世界小麦价格创出10年来新高。
世界粮食的供求紧张还在于“粮食能源化”。2006年国际油价一直创新高，大量粮食被消耗转化为能源产品。据悉，国际玉米燃料乙醇业发展也十分迅猛，仅美国2005年燃料乙醇的产量就为43亿加仑，玉米原料消耗量为3600万吨。美国在建的年产1亿加仑的乙醇工厂达到10个，因此拉动了国际玉米的需求。11月中旬，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也创下10年新高。
其次，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粮食流通体制的变化有关。2006年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连续丰收的第三年，而且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民的富裕程度上升，替代粮食的食物消费比重也在增加。但是，为了落实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2006年5月中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为“保持小麦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发布《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要求自20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止，对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六个小麦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据国家粮食局统计，今年中储粮公司及地方储备粮公司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815亿斤，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40％以上，占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上。
而中储粮公司收购粮食的资金由农发行贷款支持，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财政补贴，亏损由财政承担，买进来不卖，财政还要支付保管费。这不仅激励了中储粮食公司对粮食巨量收购，也调动了地方粮食流通企业为挣保管费，争着给中储粮“打工”。在政府的政策、资金、费用完全保证下，当中储粮公司占有市场份额绝大部分时，就容易导致其借助国家政策及条件垄断、操纵市场并牟利。记得在早几年，相关公司曾巨额亏损，而相关部门不仅职工收益不减，还出现不少重大的贪污事件。如今，这种保证市场粮食供应稳定的“公共品”也完全有可能演变成谋取单位化利益的工具。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CPI加速上涨是由粮食价格上涨推动的，11月份CPI上涨1.9％，其中粮食价格涨幅却高达3.7％。食品价格在CPI计算中所占的比例达1/3，因此很容易推动CPI上涨。而实际上，目前粮食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完全弱化，粮食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影响不会太大，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小。因此，政府不必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目前的粮价上涨，即粮价一涨就立即考虑如何平抑，而是要重新思考粮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如果能够从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问题即三农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外汇储备快速增长问题来看，粮价上涨并推动整个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调整或缩小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是解决三农问题最好的办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粮价上涨，其受益者是谁？是农民还是流通环节中的企业？如果国内粮价上涨的收益不能够为农民所获得，而是流通环节的企业获得大益，那么我们就得检讨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如果我们还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认为粮价上涨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就会影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就得抛出储备粮食来平抑粮价。这样既容易浪费资源，也容易为市场提供寻租空间（因为平价粮不是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市场上的粮食投机者就可能低价接手囤积，等价高后再进入市场，同时也为掌握低价粮食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寻租空间，尽管最近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严密关注，但并不能排除问题出现）。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粮价推动CPI上涨也是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有效方式。在本文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经济生活中的多重失衡。比如高顺差与高额储备的失衡、居民收入之间严重分配不均的失衡、高房价与居民低收入的失衡、国富与民生的失衡等等。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虽然是一片大好，但是实际上国内大多数居民无法分享这一成果。一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短期内向少数人聚集，广大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的财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二是由于高房价、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及出口依赖使得中低收入民众仅有财富转向国内的高收入者及国外富裕国家。
而国内经济生活中多重失衡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要素市场及要素价格的管制，从而导致价格的扭曲。无论是资源的价格（低价滥用），还是劳动力价格（低工资）及资金价格（低利率）基本上都处于严重扭曲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权力掌握这种生产要素的企业或个人，就会以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来粗放型地滥用这些资源获得企业或个人少许利益（相对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比如，以牺牲国内资源与环境的情况下让大量钢铁产品低价出口；以压低国内银行资金价格与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来增加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等。
粮价上涨并推动CPI一定程度的上涨，可能会使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重新调整，如银行资金价格上升、农民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等，这样就能够弱化人民币升值的内在条件，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