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所显现出的不少问题都是与制度瓶颈有关。进一步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度规则，也不是因为制度规则不够健全，而是这些制度规则在确立过程中的正当性与程序性尚有疑问。如果不厘清根本问题，那么再多的制度规则也不能够建立起好的市场秩序，再多的制度规则也不能够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利益。
中国电信及水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无论是职工还是管理层，其工资水平都高于国内其他竞争性行业职工工资的几倍、十倍，甚至上百倍。最近有部门认为应该对他们减薪，但行政减薪真能达到效果吗？国内的油价跟涨不跟跌，与国际油价接轨方式反映出油价制度的混乱；目前国内股市莺歌燕舞，股指连创历史新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开始对中国市场的上市公司重新估价”，而发现价值最大、重要估价最耀眼的又是金融股、房地产股、石化类股、电信股等基本上由国家主导及由国家聚集整个社会资源的公司。市场还是那个市场，公司还是那个公司，但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政府主导型，它们自然成为市场最有价值的公司。
再来看国内的金融市场，几年来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就，并非是国内银行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国内银行业给国内居民带来了新的优质服务，而完全是政府直接帮助的结果，比如政府的直接注资（如不良资产剥离及外汇注资）、政府通过政策间接地让整个社会财富向国内银行业聚集（如在政府严格管制下使得居民的金融资产只能够集中在国内银行）及向银行业转移（如通过低利率政策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收益率极低从而让居民财富向银行制度化转移）、通过特权渠道让中行及工行轻易地挤占证券市场上市资源、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让既有银行形成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等。在这种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国内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当然会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实际上这些成就与经营者的努力关系不大、与市场要求也差距很远。
上述现象的产生不是制度确立的结果，而在于确立制度的程序有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分化是必然之路。每一个市场、每一个分化了的利益团体都会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强调其市场、其行业、其单位利益的重要性，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不同的方式争取其集团利益，甚至于为通过制度性掠夺与侵占他人之利益寻找正当理由。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二是制度规则确立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合乎理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程序不合理，很可能导致制度议程设置不科学、不规范、不重要，具有投机性。靠近这种制度规则议程设置的团体就容易把不重要的问题，或仅是体现少数人利益的问题放在重要的政策讨论的议程中，影响重要的或涉及更多人利益的政策议程，从而使侵占国家利益及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制度化与合理化。
如果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借助公权力来谋取行业与部门利益，不仅会严重侵害国家及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借公权力把这个侵害与掠夺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制度化与合理化，也是对公权力的一种严重侵害，从而会大大弱化公权力的权威。我们社会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能意识到吗？国内有相应的法律或规则来限制与约束这些行为吗？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问题，制度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