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资产错配、金融脱媒、制度缺失和金融创新等各种风险。在未来金融改革与政策调控过程中，这些风险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日前，央行发布了《2007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重点分析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三个领域的稳健程度，强调指出“银行整体风险状况明显改善，不过存贷款期限错配较严重；股市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11月23日《中国证券报》)。
按照传统视点，银行代表间接金融，证券代表直接金融，央行这一报告实际描述了当前金融结构中所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金融结构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梳理和细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从而在未来金融改革与政策调控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资产错配与金融脱媒风险
从间接金融的角度来看，面临的非稳定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即资产错配风险和金融脱媒风险。
资产错配风险又包括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两种风险。其中，期限错配，就是指银行的资金来源多是短期性的居民储蓄，而资金运用则多投向企业中长期贷款。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风险逐渐积累，在根本上扭曲了间接金融的效率机制。据分析，境内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中长期贷款比居高不下。在经济繁荣期，这种“短存长贷”的负面影响会被掩饰起来，而一旦经济陷入周期性低谷，则会放大银行经营失败的风险。
对于期限错配风险的缓解，很多人认为要从控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以及发展资本市场入手，然而笔者认为，银行的期限错配风险，同样是与当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相关的，也就是如何为中长期投资确定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中长期投资符合国际惯例。然而对仍占据较大比重的各类“准公共投资”来说，应该通过发展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并且促使地方政府获得发行市政债券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中长期资金需求向银行的过度靠拢。
此外，随着汇率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货币错配的现象逐渐显现。例如，由于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商业银行倾向于卖出外汇，但对应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与外汇负债相对应的外汇风险资产，却无相应的外汇资本金覆盖，如果未来发生损失，就需要以人民币购汇补偿，对境外股东的分红仍需用外汇支付，从而面临一定汇率风险。
另一方面，对处于金融发展和深化的国家来说，金融脱媒风险也是难以避免的。所谓脱媒，就是资金融通不再通过银行等传统中介机构进行，而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完成。从具体表现来看，2006年以来居民存款增长率和绝对额都随资本市场复苏呈下降趋势，而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依赖自有资金的比重上升，而依赖银行和信贷的比重下降。从长远来看，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既使得银行资金来源逐渐紧缩，又使得贷款客户分流而导致利息收入下降。正如当年讨论放出居民储蓄这只“笼中虎”，而如今却担心存款下降一样，如果不对脱媒风险加以重视，将来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也可能会很快转化为流动性不足的危机。
金融创新与制度风险
在直接金融方面，笔者认为，除了央行所强调的投资产品、投资机构等技术问题，面临的非稳定风险还有两种，即制度风险和金融创新风险。
在股权分置改革等制度变迁的激励下，资本市场已开始了爆发式的发展，然而同样最大的风险也来自于制度缺陷。诸如调控股指之类的行政思路，并不符合现代市场发展规则，应当切实改变由监管当局驱动资本市场的状态，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同样，在股市的监管中，过度运用私下“道义劝告”等非市场手段来影响股市运行，甚至直接劝告金融机构买卖股票的行为，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市场活力与监管信誉。
随着金融产品与机构改革的加速，金融创新的另一种风险将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知道，金融创新本质上是为了控制和利用特定的风险，由此产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然而金融创新在应对传统风险的同时，由于创新产品技术结构的复杂性，却又产生了新的不可控风险。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保障推进金融创新以解决传统弊端的同时，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创新的制度、观念、技术和人才准备工作，避免“欲速而不达”。
最后，从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衔接来看，最大的风险根源可能就是混业经营问题。美国次级债危机中许多商业银行因证券业务而陷入困境，这使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混业经营的风险问题。国内银行适应混业经营的原则，不应该在于只是借机进入证券业或保险业，而是应着眼于扩大资本实力，增强其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作为金融业的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依然是成为主营业务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