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4％,增幅比去年同时期高了6.8个百分点,而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可达5万亿元。自从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这几年年年上台阶,也引来一些诟病。对此,相关部门虽然总提出税收征管、税种设置等解释,但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长,已经不仅是财税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失衡与体制问题的双重结果。具体而言,当前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背后,隐含着几个悖论。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经济增长悖论,就是指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低要素价格下的利润高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其中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过低,形成了高利润、再投资、高积累的循环,促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一方面,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污染、农民利益补偿等都未列入资源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虽然近几年有所上升,但据统计总体上工资占GDP比重近15年降低12个百分点。这两大成本要素的低估,使得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增加值被高估,这"虚增"部分经过分配和再分配,被企业和政府更多用来扩大再投资,进而增加对低廉要素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低估要素价格的生产过程上,增加值必然迅速扩大,财政收入也会不断增加,损害的却是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质量提高。
而经济结构悖论,则是体现在生产与消费这对矛盾中。重生产、轻消费,仍然非常严重。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年居高不下,钢铁、汽车等领域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公众消费能力相对弱化,房地产、教育、医疗成为新"大山"。笼统地讲,这意味更多的社会资源停留在生产过程中,而用于最终消费有限。与这种生产与消费结构适应,我国税制结构也是重间接税、轻直接税。从2003年资金流量表来看,在流入政府部门的资金中,生产税净额为20633.5亿元,其中主要是增值税,而收入税只有4465亿元。这就说明了一个怪圈:在生产型的经济体中,配合生产型的税制体系,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必会带来税收更高增长,间接带来的损害却是居民消费弱化。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面向市场化目标的,自然伴随着政府职能弱化。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财政作为实现政府职能的保障,自然能反映出这一变化。从财政支出看,以1994年为低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出V字形特征,从1978年的31％到1994年的12％,再到2006年的19.73％。适应这种体制变化趋势,财政收入这些年的加速增长也可理解,强化征管亦是其副产品。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倾向预算最大化是必然的。从短期看,这或许有利于调控能力增强,但长远来看却最终会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大局。
总之,即使就事论事,以占GDP的20％左右的财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达76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掌握的资源比重明显加大。如今,只有真正增加社保类公共支出,并正视财政收入高增长背后的根源,才能促使经济和财政走向良性运作,并使社会公众真正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