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应对症下药，从源头抑制物价上涨因素，实现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转换”，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不受通胀所侵蚀。
日前，在刚结束的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财税政策将在稳定物价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以及“及时落实各项财政补贴政策，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事实上，在实践中，财税政策还应有更多用武之地。
应该说，当前物价上涨是由经济运行中的深层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虽然从紧货币政策是必需的，但仅依靠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的积累，也难以缓解通胀带给公众的痛苦感。这需要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作用，其中财政政策更应承担责任。具体而言，财政政策一方面应着力弱化造成通胀压力的因素，另一方面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不受通胀所侵蚀。
财税杠杆调节资源需求
本轮物价上涨的导火索，就是猪肉等主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其背后客观反映了粮食供不应求的现实。当前全球都处于粮价上涨的周期，我国也不例外。这就要求着力增加粮食和食品供给，从源头上抑制食品价格上涨，需要财税政策对症下药。
一则，在城市化不断侵蚀耕地的情况下，保护耕地的意义需要再次被重视，对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包括耕地占用税在内的相关税收工具，提高占用耕地的税收成本。同时，对耕地的侵占，最终归因于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冲动，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促进省级以下地区分税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与事权相应的财税支持。
二则，为了增加粮食供给，还应继续增加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各类农业补贴等，都是为促进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三则，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粮食出口，防止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12月18日，财税部门取消了众多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正是为了稳定粮价上涨的预期，增加国内粮食供给。类似的措施，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应坚持应用。
除基础食品价格平抑工作外，还应稳步推进税制优化，为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我们知道，在长期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下，我国一直人为地压低资源要素的价格。但近年来，资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展开，这使各种能源、资源都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这种上涨最终会传导至消费品上面，形成又一波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长远来看，资源价格上涨是对原有低效增长方式的矫正，是必须承受的“阵痛”。但对财税政策来说，可以控制资源价格上涨节奏，并利用鼓励新能源和节能降耗来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例如，资源税费改革是与资源价格问题密切相关的，在税率等要素调整时，也要考虑避免幅度过大对当前通胀产生强大压力。再比如，通过创新和发展环境税体系，促使企业运用新能源，并实现节约生产，从而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可缓解资源价格上涨速度。
保证公平强化二次分配
为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不受通胀所侵蚀，应实现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转换”。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这与前几年的“稳健”概念应有所不同。此前的“稳健”是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具有中性偏紧的含义。明年的“稳健”，则应重点放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方面。换句话说，应该适度弱化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建设性投资支出，而增加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消费性支出。由于后者对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要低于前者，因此对经济会有紧缩性效应，同时也会保障公众利益，避免恐慌引起的通胀预期失控，可谓一举双得。
其次促进税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抵御通胀的危害。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通胀会进一步加剧财富的再分配，引起社会动荡。对此，很多财税手段都应更加发挥促进公平的作用，如通过加快个人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物业税等创新和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此外，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视民生，就应该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并把财富留在民间。
最后，通胀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缺乏丰富的投资渠道，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由此，对股市、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别性政策，例如对中低收入者购房给予更多税收减免，或者把股票印花税改为累进税，这些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进行改革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