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直接融资的过程中，不断地开发市场、创造产品等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对于处于初期阶段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来说，厘清一些方向性和理念性问题，可能更为重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应“发展各类金融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些论述，无疑从战略层面明确了我国今后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回顾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便可看到：发展直接融资的提法，从走出研究者的书斋到被写进各类政府文件，至少已有10余年。然而，毋庸讳言，在这10余年中，我国直接融资的发展历经多次反复；到了今天，无论以占全社会新融资总量的比重，还是用占全社会金融资产存量的比重来衡量，其发展状况未可乐观。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在发展直接融资的过程中，不断地开发市场、创造产品等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对于处于初期阶段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来说，厘清一些方向性和理念性问题，可能更为重要。
发展直接融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就是鼓励社会资金离开银行体系，进入金融市场。这个过程在理论上被概括为“脱媒”。换言之，发展直接融资和脱媒如影随形，它们事实上构成同一件事物的两面。脱媒是一个金融结构剧烈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举凡银行体系的运作、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都将面临崭新且复杂的挑战。
脱媒显然会对存款类金融机构产生不利的压力。一方面，居民和企业为了追求金融资产多样化和（或）高收益，或者相对减少存款，或者弱化其持有存款的价值贮藏意义。这将导致银行业逐渐丧失其传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另一面，大中型优质企业为了获得融资便利和降低融资成本，将纷纷离银行而去。这不仅会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增大，而且导致银行逐渐丧失其传统、稳定、低风险的收入来源。综合的结果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可能逐步加大，其传统的收入来源渠道则日趋收窄。
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流出，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这无疑有利于直接融资的发展。然而，资金巨量且骤然增加，广大投资新手迅速进入，可能过度推高金融资产价格。这显然并不完全是资本市场的福音。
资金流动格局的变化，更将对货币当局提出全面挑战。首先，脱媒意味着可交易金融资产的增多。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和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它们之间的替代性也空前加大。因而，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难以区别，交易账户与投资账户之间、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之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困难与复杂化了。今年5月份左右，国内理论界曾对我国货币供应统计的合理性提出强烈质疑，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其次，可交易金融资产的增多，将不断增加对货币作为交易和支付中介的需求。这将不断扩大货币需求的范围，导致货币需求的易变性增大。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无疑会侵蚀货币调控的基础。再次，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流到资本市场，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活动脱离开货币当局的监控视野，同时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和深度。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的问题时起争论，正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必然要经过一个脱媒的过程。这个过程固然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冲击，但更是一个“凤凰涅槃”——通过最终打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界限，实行金融混业经营，金融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推行发展直接融资战略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允许金融混业过程的展开。这使得中国可能避免其他国家在严格分业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同时产生脱媒）所带来的问题。依此来看，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发展目前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
为了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我们显然需要在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总题目下，加快各个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至少包括：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加快资本项目开放，为各类机构和金融市场创造一个真正市场化运作、能够展开有效竞争的制度基础；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形成分工和职责明确、协调统一的功能监管框架；进一步放松国内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促使银行体系全面改变其传统经营模式；迅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增加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不断开拓可供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加快改革，尽快形成使得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和体制基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