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过去了，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也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刚刚整合完毕不久，还没来得及展开大规模对外投资，使得中国成功避过了金融海啸的正面冲击，但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外需迅速下滑等金融海啸过后的次生效应却让这几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下滑的迹象。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不要老想着去救市
有观点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认购美国国债，能防止美国印钞票解决危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需要多少钱才能让美国止住血。此外，还要看中国是否真有能力托得起这堆美国的烂账。中国现在储备1.9万亿美元的官方储备中，可动的活钱估计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要应付三个月的进口额，还要应付未来可能性越来越大资本外流，存量中能否拿出的钱其实是有限的。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持续地买，意味着过去几年1700亿、1800亿美元的高顺差的经济模式必须持续，而这个模式给今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型。而且全球经济步入衰退之后，如果中国经济真的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一年300亿顺差的状态，那这个救市的钱中国还掏得出来吗？
也不要想去抄美国的底
对于抄底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中国想要的技术、品牌、物流、销售网络等等，人家能给你吗？给你金融的股权，你把握得住吗？连美联储和财政部都搞不清楚美国金融机构庞大的表外资产的估值。中国能搞清楚吗？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首先要放弃去托住美国的想法。美国利用世界铸币权进行财政扩张、借贷消费的模式，由来已久，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冷战时期直至70年代黄金本位的崩塌。它由此获取了太多的利益，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改变，只要条件允许，他的铸币权就会这样无限使用下去，直至把危机的成本最终转移出去。
因此，我们只能立足于自身，自己办好自己的事，这是应对这场百年一遇危机基本的原则。我们自己平衡了，结构理顺了，客观上就制约了美国世界货币职能的滥用，也就倒逼着美国不得不作出经济的调整，改变其现有经济模式，这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必须正视面临的困难
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近40％的国家，外需倒掉之后，很多人冀望于投资能像1998年那样撑住经济的下滑。在我看来难度极大。
大体来讲，中国的投资有三大块主体：制造业占30％，房地产开发占22％，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18％，而房地产是其中关键，它直接影响着其他两块。房地产衰退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家装、家电、汽车）投资下滑不可避免；此外，房价下跌直接拉低地价，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卖地收入，卖地收入依赖于房地产的繁荣。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地产决定因素在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很难想象在收入预期急剧下滑的状态下，人们会为房价去支付一个很高的溢价。有机构测算，若以西方国家月供收入40％的正常水平衡量，目前中国核心城市的房价居然可能存在40％～60％的下跌空间。如此状态下，将房价托住是很难的，而加快降价处理存货，回笼资金可能是唯一选择。
在货币政策方面，降息能够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但不可能重新刺激起信贷需求。面对经济巨大不确定性，供求双方都在主动收缩，没有深陷泥潭的企业早已刀枪入库，现金为王，银行也惜贷，信贷规模指标都用不完，降准备金率、松货币，或许只会把多余的钱进一步往债市里填。
坚定转向内需消费主导
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崩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是我们为既往的过度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错误经济模式必须要支付的沉重代价，因此不如横下一条心，彻底和过去的模式告别，做根本性投资和消费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改善经济体效率，坚定地转向内需消费主导，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启动内需关键在于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
国务院上月出台的四万亿刺激内需计划，表明我们已经开始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把政府消费提上去，政府储蓄降下来；将民生的欠账补起来，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上去，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当然要使得以上措施真正顺利推进，还牵涉到一系列更深层次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重新界定等等。
以体制改革提升效率
对抗经济下滑，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而且其效果也只可能越来越差。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4～5个单位投资来带动，因此，在提高经济体效率，对抗经济衰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做。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是主要努力的方向。
首先，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其次，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第三，在以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的基础上，大幅减低个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百姓的风险承受能力。
第四，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也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可能才是长远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