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都呈现出对称性。但是这种不对称的长期累积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长期积累，就会带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或者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国内经济基础与对外经济表明这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但是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话都会给另一极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也说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管理者缺位的现象，并有可能因为管理缺位带来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正是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
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失灵：特里芬难题重现
克鲁格曼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他首先引用琼·斯威尼（Joan Sweeney）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与大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向大家讲述了所谓的“保姆理论”。克鲁格曼认为体系中由于积蓄的存在，使这个制度需要相当多的票券来流通，当大家都发现自己积蓄的票券不够的夫妇，都急于帮助别人照顾孩子，自己不愿意再外出。由于一对夫妇的外出就意味着给别人提供了照顾别人孩子的机会，夫妇们不愿意外出则意味着保姆的工作越来越少；这又反过来造成夫妇们更加不愿意外出，如此循环，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衰退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流通中缺少流动性而使正常经济陷入衰退。
保姆理论非常形象的说明了亚洲储蓄过多和美国储蓄过少，美国经常帐户赤字累积数额巨大而面临美元供给不足问题。不管是处于谨慎动机还是交易动机，大量的储蓄就意味着美元流通速度减慢，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乘数降低就意味着在同等经济情况下需要更多的货币。而亚洲的储蓄为美国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流入，为美国能够创造出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复杂度次贷工具创造了可能性。一旦美国利率上升到足够程度而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必然会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资金链的断裂。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高杠杆国家，引发金融危机也就有了可能。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也道出了其中的玄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形成一个悖论。”
这就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在重复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特征，现有的国际储备结构中，美元仍占有相当的优势，即便将来欧元和日元能够与美元相抗衡，相对单极化或三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还是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只要“特里芬难题”没有完全解决，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就一定存有引发崩溃的“非定时炸弹”，这表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而最近出现的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脆弱性的一种体现。在缺少真正国际间合作的情况下，还是存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带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
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霸权稳定论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
霸权稳定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提出来的。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回顾并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金德尔伯格认为，30年代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国由于霸权的衰退而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后来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不但发生经济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霸权国家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同时他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样，金德尔伯格把对霸权国形成之必然性同所谓“集体产品”（collective goods）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概念联系起来。
金德尔伯格将“公共物品”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经济学当中，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商品。一个社会的公共物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的消费特征，没有一个行为者愿意支付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所以这种物品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
金德尔伯格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国际体系必须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霸权国家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
对于霸权稳定论，国内多持批评观点，但这可能是对霸权的一种误解。王逸舟先生在《霸权、秩序、规则》中写道，从道义和事理上讲，霸权当然属于“恶”的范畴，可是，它下面有许多东西又不好简单以“是”、“非”的尺度评说，其多重性还是值得我们思量。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国际事务确实是由霸权和其他力量的合力来决定的。
基欧汉于1984年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一书，提出了“后霸权理论”。 基欧汉强调通过多国合作而形成的国际机制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机制取代霸权。“一旦国际机制形成之后霸权国即使衰弱也无妨，可以通过主要国家的合作来将已经形成的国际制度维持下去”。因为国际机制创设之时，成本很大，非要有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家起主要作用不可。然而，国际机制形成后，其维持费用就低下来了，再加上在国际机制培育下而形成的各国协调机制已经成熟，所有国家都不会赞成霸权国家的存在。他的这一理论也被有人称为是“国际机制”理论，即由国际机制来提供国际公共品。
在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认为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观点相当显要。“霸主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当霸权衰落后，公共产品的供应便会采取合作（cooperation）或协调（coordination）两种方式来进行。行为体在具有共同利益、预期或偏好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会以合作方式产生。无论哪一种模式下所产生的公共产品，都是国际关系行为最基本的环境与背景。没有国际公共产品，也便无所谓国际体系，从而不会有正式和正常的国际关系行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存在对于国际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
一种货币主导还是多种货币主导
历史上主导货币的演变也恰恰论证了霸权稳定论的一些观点。Avinash Persaud认为“储备货币来来去去，在过去2500年的历史中，至少有一打的储备货币已经消失，英镑在20世纪的前半段失去它的显赫地位，美元则将在21世纪的前半段失去它的显赫地位，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引起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混乱”。但是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并不是常见的，英镑向美元的更替也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事实上，中世纪和早期的国际货币仅仅是硬币跨国界流通并使用的问题。到17、18世纪当荷兰作为主要商业和金融霸权，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时，纸币逐渐变得重要，并且主要的纸币是在荷兰境外流通的并且是以商业票据形式出现的。1860年时，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吸收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约30％的出口，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品出口者和服务出口者，和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和原材料进口国，世界上60％的贸易是用英镑进行记账的。
但是，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货币只能有一种，不可能是两种或多种货币一起发挥主导作用。过去是英镑，现在是美元，以后可能是其他的货币。Persaud认为“很多人认为虽然欧元不会扳倒美元，但至少会分享美元作为霸主的一部分权利，但历史却说了不，因为货币市场上的权利永远只走向胜利者，而不是分享。”
尽管历史经验证明曾经出现过几种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在这种体制下恰恰是国际货币体系最动荡之时。1913年末，英镑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一半左右，法郎占1/3，而德国马克占1/6左右。在后来的1/4世纪，英镑作为储备货币所占份额实际上是下降的，而法郎和德国马克的份额有所上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1930年期间，与三种货币共同承担这种职能，此时尽管美元已经替代了德国马克。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极大的提高了纽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增强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Lawrence Broz认为美国成立联邦储备银行的动机也在于此，否则，没有中央银行来处理公开市场上的票据回购和再贴现。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首先停止了货币的可兑换，法兰西银行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允许纸币可以转换为黄金，英国在1917年限制出口并开始熔炼黄金。而美国则与此相反，始终保持黄金的可兑换性，直到进入一战后的1917年。美国在全世界的贸易量和对外贷款在1920年代期间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元作为国际交易的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的地位迅速扩大。德国和法国在1920年代的前5年经历了金融动荡，英国则不停的处于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英镑、美元、法国法郎在1920—1930年期间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
一种货币成为主导储备货币的观点逐渐流行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叶，此时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85％。二战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支付体系的优势地位，而此时的欧洲和日本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有些国家不鼓励本国货币被国际支付使用，德国政府认为马克的国际化会使本国的通货膨胀失控，日本政府则认为日元国际化与他们的直接融资体制不兼容，法国则多次经历了允许资本自由流入流出给经济带来的不稳定。种种原因使得那些与美元形成潜在竞争的国家都多少实行了资本管制，直至1980年后才逐渐放松管制。因此，不仅仅是因为美国较大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充足的流动性，而是其他潜在储备货币国家都实行了资本管制才使得美国在二战后长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1990年代后这些管制逐渐解除，而这些年由于日本经济衰退，欧元区经济转型存在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国家不适宜进行资产的重新分配。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更使美元作储备货币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
历史上也有多个时期存在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局面，但是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却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都是在发生重大战争或国际动荡的情形下才发生的，这并不是人们所愿意出现的。
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与国际货币体系失灵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和美国的次贷危机说明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失灵，而国际货币体系的失灵说明存在国际货币体系管理者缺失和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对于由谁来承担世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经济学家还在争论不休，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机制，使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国际公共物品能够更好的通过“合作”与“协调”方式得到更好的提供，便成为当务之急。
现在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缺少一个真正领导者能够进入新的国际机制谈判当中。这样的领导者不仅是要享受霸权带来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发生国际性经济危机时期能够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