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危机生成原因、作用机制、传染机理和实体经济牵累后果等方面都给全世界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案例，在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阴影之时，各国政府、货币当局和经济学家都应该认真总结这次危机和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新形势下重新思考货币当局的调控职能问题。
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全世界的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趋势是金融混业经营、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并行、微观审慎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这种监管趋势与金融微观基础的结构性变化交互作用，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制度基础得以生成。
按照传统的货币当局职能思路，货币政策主要以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为基本调控目标，在本世纪初，当世界上许多重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之后，货币政策的短期和微调特征更加明显。微观审慎监管即以单一机构稳健成长为目标的金融监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和全局性稳定威胁问题，而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时期又以新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或少干预为基本政策特色，这样，微观主体的理性逐利行为在“羊群效应”“顺周期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集体不理性。无节制的业务扩张、衍生品创新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和“类银行”机构的高杠杆交易、信用评级机构出于私利的中介误导行为等等交互作用，使得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产生吹大资产泡沫的金融张力，在局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当某一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微观主体出现流动性困境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使系统性金融危机由可能立即变为现实。
在后危机时代，为避免由传统的货币政策调节和微观审慎监管缺憾造成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国际社会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方面已达成共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管危机生成的微观基础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有多么大的贡献度，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始终都负有主要责任。例如，从美国次贷危机的衍化过程看，2001年美联储开始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连续十多次降息及美国政府提出的“居者有其屋”的口号都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生成的直接原因，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房地产抵押贷款类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当局对类银行机构审慎监管的缺失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愈益累积最终以次贷危机的形式爆发，而监管当局只偏重微观审慎监管却忽略了宏观审慎监管，最后演变成累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主要市场经济体的全面经济衰退。所以，各国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在本次危机后都要把宏观审慎监管纳入自己的工作目标，并在监管的制度设计、工具选择、预警机制建设、监管协调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将宏观审慎监管当作保持金融稳定的核心工作内容。
中国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也应当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内容。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银监会在提高银行业风险吸收能力方面、在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方面已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中国银行体系在本次危机中不但没有受到大的损害，而且已成为全球银行业中最为健康活跃的银行体系。除了经济基本面和微观主体层面原因外，中国银监会连续出台一些堪称全球最严格监管要求应当功不可没。例如，关于核心资本不得低于总资本75％的要求、2008年提出在所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以后再提2个百分点留存资本缓冲和大型银行在这2个百分点之上再提1个百分点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的额外要求、2009年信贷快速扩张现象出现后要求大型银行在上述基础上再提0.5个百分点逆周期资本缓冲规定等，特别是连续提高拨备覆盖率的要求使得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就达到170％以上，这对于中国银行业风险吸收能力建设不能不说是一大明显进步。但是，需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金融调控机制或者金融稳定架构设计方面仍存在一些缺憾，其要点主要有二：一是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架构缺少一个中心协调机制，出了大问题往往还是由国务院出面协调和最终拍板；二是中国的金融微观基础在最近十年已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以大机构为中心的混业倾向，但在仍以机构监管为基本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当局尚未明确提出金融监管适应微观基础变化的新监管体制改革思路，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用宏观审慎监管填补金融监管体制真空方面作出相应的准备。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说，重新调整金融监管架构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要不要在“一行三会”的现有监管架构上再设计一个具有更高权威的协调监管机制；二是如无这样的设想，能否在功能监管的思路上对现有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划定和调整分工，其中不应忽略的一点是让中央银行如何在其信息优势和金融体系最终贷款人优势的基础上在金融监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那么，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现阶段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最近十多年中，我们一共经历了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影响地区在东亚，当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近30％，但我们挺过了那次危机，主要原因在资本项目管制阻断了货币危机的传染渠道，中国经济当时的基本面正常健康，中国的财政稳健牢固，中国的居民对政府有高度信心因而高储蓄率支撑中国银行业体系始终未出现流动性危机。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主要影响国家恰恰是大多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波及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其危机发生的过程传染路径及经济后果同亚洲金融危机比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简单地说，本次危机是由美国低收入居民过度借贷、银行和类银行金融机构在贪婪驱使下过度业务扩张造成的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美国华尔街所以会成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元凶，深刻根源是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因而过度依赖畸形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和美国政府及居民过度依赖借贷过日子。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制造“有毒”金融产品卖给全美国并向全世界推销当成国民财富的生长点。这样的金融基础条件加上金融监管迟钝才酿成了危及全美国累及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准确地说，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仅仅是吓了一跳，并未实质受损。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只有少数银行购买了数量不多的美国“有毒”债券，由于美欧经济出现衰退，2009年出口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给沿海出口贸易企业造成了大面积的停工停产损失。而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及时出台的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使得中国在2009年全球经济遭受衰退威胁时成为贡献力度最大的世界经济拉动力量，中国的银行体系也由于更严格的监管成为全球银行业中最为健康的银行体系。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金融体系也依然潜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美欧日等经济体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居民高储蓄率、国际收支双顺差和政府主导为基本特色。在实体经济强劲增长的环境下，它容易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总是与流动性过多、信贷超常增长等因素相关连。2009年，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增加额近9.6万亿元，这些新投放的货币有相当部分流入地方政府设立的近8000家融资平台公司，许多平台公司又是财政级次低、债务收入比超高、还款来源没有确切保证的融资项目公司。据统计，至2009年年底，全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累积负债额已达7.66万亿元。2010年，有关部门强令各地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原有的融资渠道已大多被切断，融资管理政策的反复已经令大多融资平台公司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所以审视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过度负债当推为首选。
从国际金融环境的最新变化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对中国及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货币冲击。6000亿美元国债购入计划实际上是廉价美元计划，像中国这样原来就存在币值低估且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势必成为国际“热钱”的目标国，中国虽存在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但正如艾伦·格林斯潘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的墙高，爬不过去但可以从下边掏洞进去。”我们目前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势。国际资本以各种变通的方式进入中国，最近几个月，每天外汇储备增加额都在20亿美元以上，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通过迂回的路径成为资产价格泡沫的推动力量，给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从目前情况看，外汇储备的超速增长还不至于形成危及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10年，尽管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难以避免外部风险冲击，但能对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系统性风险可能不多，中国金融风险问题的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我们在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设计、组织分工、工具选择等方面的考虑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