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开过的中国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次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在，“十二五”规划的详细内容尚未公布，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讲话已明确了中国试图通过下一个五年规划对以往30年发展模式进行彻底调整的决心并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我们的领导人历来总揽全局思虑周详在战略问题上面面俱到，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对全党全国做工作指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需要的只是要领和关键点。我认为，“十二五”要确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在瞄准三个战略支点：（1）国内消费需求；（2）科技创新应用；（3）强化市场机制。
在创造经济神话的30年中，中国是一靠出口二靠投资，而国内消费需求在GDP拉动方面则一直贡献度较低。出口导向经济本来没错，但中国的出口大多属低附加值产业，外贸型企业大都存在增汇不增收的情况，很多企业靠国家的出口退税维持运营。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外需大幅萎缩，致使沿海地区出现大面积工厂停工、工人下岗，全社会短暂失业人数达到2300多万的严重状况。为了不使经济增速严重下降，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形势普遍趋冷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近9%的高速成长，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引擎。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只是一个建立在非市场内生消费需求基础上的不具有长久良性作用的短期应急措施。它以大规模基建投资为核心并依托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因而也留下了7万多亿地方政府债务隐患。因此，从长期看，中国要想在下一次全球危机中不受大的伤害，要获取市场内生性需求动力就必须着眼于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成长中的贡献度。
国内消费需求并不能仅凭信用手段，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不能像美国人那样靠借钱过日子，中国必须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货币增收、中高收入家庭的支出意愿提高以及城乡分配差距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性调整。如果调整措施得当，不仅能解决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难题，而且还能缓解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30年来累积起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社会矛盾。前不久，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中心意思就是让全体社会公民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奇迹的成果，就是要通过这次调整逐渐消弥中国社会目前已逐渐激化的阶层矛盾。所以，拉动国内消费的需求一定要以中低收入家庭的货币增收为着眼点，只有这部分老百姓的钱袋鼓了，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各项改革都到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
科技创新应用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第二个战略支点。
据说，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年度申请量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产品却极少有世界名牌，出口产品有知识产权的也寥若晨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科技管理体制以及微观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外，至少有两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整体研发投入水平并不算低、年度专利申请量并不算少却在创新科技应用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市场经济体：一是大部分新申请专利实际科技含量并不高，在中国还没有见到有什么横空出世性的自主创新科技成果；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缺少充裕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市场化的科技成果孵化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成长型的民营科技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题。中国的创业板股票市场恰逢开业一周年，过去我们对这个市场千呼万唤并指望它能够通过遴选高成长型科技企业上市对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产生影响从而能够从融资制度上搭建一个规范的创新企业金融支撑平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估值高高在上成长性节节倒退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高管们在股票一年禁售期结束时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离自己的企业而去。一个连自己高管都不看好的企业其前景可想而知。这至少说明两点：或是这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初始创业期是由一些目光短浅的投机逐利者掌控，或是中国证监会及创业板发审委对上市目标企业选择失当即这些企业根本就不具有成长为伟大企业的潜质，纯粹是一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也许，中国创业板市场第一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个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即这个市场并没有体现创业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天然联系，创业板市场的发审委中几乎没有中国1998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设起到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人物，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股票上市几乎没有发言权。这种局面说明沟通储蓄与投资循环流程的金融中介——创投机构并没有能在创新和成长导向型企业上市融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直接和间接后果就是迟滞中国工业基础技术改造和升级的进程。中国不仅在科技成果发表上大量造假，现在，在创业板市场上市企业遴选中也出现违背创业板市场设立初衷的情况，这种结局实在让人痛心。本轮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将是科技创新的竞争，是创新科技应用能力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就必须从科研管理体制、科技成果应用环境、创新型企业融资制度性支持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强化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第三个战略支点。
实事求是地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微观经济基础的质量改进已乏善可陈，关键标志就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退民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根本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在最近的十多年中，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减少许多，但其占用的资源却大幅增加，从表面看，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盈利总量在逐年增加，然而其运行效率却无明显改进。由于信息不透明，因而我们无法估算出国有企业占用资源的巨大影子成本。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微观证据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也就是花钱没人心疼的现象根本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是谁在推动国进民退呢？显然是体制，是政府主导改革同时也主导发展的体制模式导致中国的微观经济基础越益畸形。本轮全球危机中，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其依托力量主要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地方平台公司实际就是地方国有的投资管理公司，因此又衍生出一大批拼命借钱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负债据官方统计已达7万多亿元，形成了几千个不良资产地雷。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是难以见到的。它之所以能在中国滋生，毛病就在于国有企业这种带有天生弊端的不良微观经济基础。在这样结构畸形的微观土壤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自然就顺理成章。十多年的国进民退的事实是对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一种背离。现在，要把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落到实处就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转制和改革问题，让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强化市场机制、给民营资本民间投资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在内生因素推动的基础上保持持续的发展势头，从体制上切断经济浪费的最大源头，使宏微观经济效率得到最大限度提升。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三个战略支点就是通过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能力将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强科技创新应用将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条件培育作为政策着力点；强化市场机制继续深化改革让民营资本民间资本成为经济扩张和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基本推动力。
“十二五规划”只有五年时间，五年时间并不能做太多的事情，但只要将这三件事抓好，中国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一直引以为忧的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持续能力不强的问题就能有效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