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熟虑的战略安排总是以对形势的精准判断为基础的，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称《建议》）开篇中，我们就读到了这样一段对“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表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以为，深入理解这一判断，是全面理解、认真落实《建议》的基础。“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作为着眼于历史进程的大判断，最早见诸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体会，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指的是，存在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得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在国内，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使我国有了长达32年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国际储备、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且基本内洽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如今，支撑这种增长格局延续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在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中，还看不到会发生针对我国或者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30余年前确定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早已明确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基本方向；加入WTO以后，中国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虽然此轮全球化依然由发达经济体发动并由其主导，中国仍从中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并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虽经8年世事沧桑，这种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仍然得以保持。
全面理解《建议》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探讨抓住和尽可能长地保持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方略、重点和路径，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趋势就是，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可望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谓全球经济旧格局，指的就是以美国贸易顺差和对外负债愈演愈烈为基本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明确提出，其后便迅速被国际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并热烈讨论。
做一鸟瞰式勾画，当今世界可大别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组国家。在发达经济体一方，我们看到的是朝野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过度发展，金融活动的过度杠杆化，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消费性支出的过快增长，以及国际收支逆差和日趋严重的债务负担；在新兴经济体一方，我们相应看到的则是过低的消费率和过高的储蓄率，投资的高速增长，服务业的低水平发展，金融业的落后，社会性消费支出的缓慢增长，以及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和储备资产的迅速积累。简言之，这两组国家各自国内经济结构均存在着扭曲，并且互为“镜像”。
这种全球经济格局是由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一系列重大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造成的。由于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推行改革，实行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世界产生了一波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其基本格局是：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规则”、“标准”和“秩序”；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广大新兴经济体则主要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和秩序。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基于全球经济旧格局之上的全球失衡，在规模上不甚显著，而且保持在稳定且可调整的范围之内。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日趋扩大，失衡呈现恶化之势。为了平衡缺口，就有了核心国家日益依赖各种金融服务乃至径直用国际储备货币来与外围国家的实体产品相交换的情形，基于此，进一步形成了发达经济体成为债务人、广大新兴经济体成为债权人的畸形格局。
发达经济体负债经济的弊端早已彰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它得以持续并有所发展。这主要归因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货币制度。依托这一制度，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得以向广大新兴经济体转移。发达经济体作为债务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债权人局面的恶化，进一步造成了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的波动不居。在由此造成的国际争端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处于被质疑、被教训和被要求调整改革的地位上。更有甚者，高顺差和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在新兴经济体内还引致国内货币供应持续扩张并形成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以为，如今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普遍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则普遍通货膨胀的不对称恢复格局，正是上述全球分工格局合乎逻辑的恶果。
两个重要的趋势性转变，使得此次危机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开端。其一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就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更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并持续冲击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其二体现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少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危机。因此，危机的恢复便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它们被自己呼唤出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G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的产生。自然地，危机的恢复，一方面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着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决定权被逐渐弱化。我以为，上述两大趋势，大致勾勒出了未来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发展方向。
全球经济低迷，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乏力，对于中国来说当然首先是机遇。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提高。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国际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质言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就其原因和表现形式而言，等价于各国国内经济失衡。因此，如果说发达经济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对其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财政状况进行深刻而痛苦的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持增长的势头，也须在上述方面进行对应调整。这样看来，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