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前，欧美的经济学家们还痴迷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一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遍布全球的稳定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现象。如今，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的第一轮打击之后，在缓释痛苦的扩张货币政策日显黔驴技穷之际，美国深陷高失业率困境，欧元区似乎濒临解体，日本则一直背负着高政府债务的负担，而危机的第二轮打击正在到来。在这风雨飘摇之时——确切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风雨飘摇之时，“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幸好不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替代了“大缓和”，成为欧美经济学家们描述世界经济的新词汇。
笔者不认同“大衰退”的提法，因为那还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风雨飘摇之时，东方的中国——一个在《资本论》中被认为具有不可理喻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落后地方，一个在西方正统新古典分析范式中被贬为“周边”（peripheral）的地方——却依然欣欣向荣：中国每三年新增的GDP相当于一个多的印度，每五年新增的GDP相当于一个德国，每七年新增的GDP相当于一个日本。根据各种中性至乐观不等的预期，2020年或至迟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中国经济会像以往那样增长吗？或者，会崩溃吗？中国经济崩溃论有许许多多的版本，一个新近的版本来自号称“末日博士”的鲁比尼：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后发生硬着陆。这些形形色色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和担忧，无论基于善意还是出自恶意，其理由通常有二：
第一，过度投资。确实，从GDP份额看，中国的投资已经非常高了。在2010年，投资率已经达到48％，不仅高于美、日、欧，也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高投资率相伴的是更高的储蓄率——2010年超过了50％。无论高储蓄率背后的因素合理或者不合理，它必然要么变成高的净出口率，要么变成高的投资率。显然，在西方世界“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储蓄率只能转化为高投资率。所以，在既定的储蓄率的基础上，关键问题在于，这样的投资合理吗？
判断投资合理与否，首先需要认清中国依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而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完成的基本功课就是资本深化——通过投资来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以2010年的人均名义投资水平（按就业人数计算）为例，美国是86000元人民币左右，中国是47000元人民币左右，中国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考虑到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中国人均实际投资更是低得多。
中国尚待完成的资本深化与经济正在经历的两个深刻变化相关：其一是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就业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0％，而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已超过60％，城市化远慢于工业化；其二是区域要素的再配置和区域经济职能的再分工。从2003年至2010年，东部沿海八省市的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5％强下降至不到35％，非农就业占全国非农就业比重维持在35％的水平。这意味着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正在向边际产出更高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这种转移过程中，中、西部正在愉快地形成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甚至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群，而东部正在痛苦但似乎也无大碍地转向更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看到，虽然要素在流失，但是，东部的GDP份额依然能够维持在近50％的水平上。这意味着，东部正在依靠简单要素投入以外的什么东西来保持自己的经济重要性——这种东西就是技术进步。
第二，房地产泡沫破裂。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界在几年前对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还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了。不过，问题在于，中国会发生美国式的房地产危机吗？答案很简单：不会。美国式的房地产危机源于低储蓄率背景下居民部门的过度负债：在2006年危机的前夜，美国居民贷款占到全部银行贷款的近68％，按揭贷款占到近56％。与此相反，中国居民部门的高储蓄率意味着，无论居民买房的动机是自住、投资或者投机，支撑买房行为的主要是居民自己的存款：在2010年，中国居民部门贷款和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分别只占到银行贷款的25％和14％。
虽然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会通过居民负债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传导渠道是通过房地产的供给方——供给住房的房地产商和供给土地的地方政府——产生系统性风险。对房地产商的担忧可以简单排除，因为银行早已经收缩开发贷款了，而且，多少令人讨厌的房地产业也有必要经历一次像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利润空间的压缩。担忧的焦点在于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过，根据一项研究成果，按照最广义的口径计算，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铁道部、政策性商业银行、养老亏欠的负债以及外债，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债务/GDP）也只有85％左右，低于美、欧、日以最狭义口径统计的政府债务率。所以，广义的政府部门是“有钱”的——后面会谈到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重新分配政府的收入和通过金融安排来让地方政府获得迫切需要的流动性——这也是最近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原因。
所以，房价下跌的结果是捂盘待沽的房地产商被迫抛售楼盘，是政府部门重新调整财务收支结构，是那些将资金抽离实体经济的“炒房团”赔钱亏本——这也是笔者不赞成救温州老板们的原因。这些无一不对中国经济有好处，也无一对那些“蜗居”的百姓有坏处。
话说至此，一个简单的判断是：硬着陆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因为两个牵强的理由——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发生。事实上，除了区域经济再分工和城市化两大增长动力之外，较低的政府债务率决定了我们的财政政策有足够的空间，高达20％以上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锁定了相当于2.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约等于美联储全部的资产）决定了货币政策也有足够的空间。既然如此，既然所谓的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都不是我们需要担忧的，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忧患呢？
近在眼前的忧患是通货膨胀，它会约束我们在面临第二次外部冲击时施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实施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是通货紧缩。那以后直至此次全球危机爆发，我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低通货膨胀，这让我们已经不太适应通货膨胀这个词了。然而，“大缓和”时期的低通胀源自三个因素，它们都在发生变化：第一，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供给扩张效应是低通胀的首要因素。但是现在，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新的技术革命的痕迹；第二，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生产链条的劳动力大军，这些劳动力主要是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加入全球化的。但是现在，这些劳动力正在减少——中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并且正在变成消费者；第三，“大缓和”时期的货币政策非常稳定，而现在，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未来可能是幡然醒悟的欧洲——将必然依靠发行货币、制造通货膨胀来削减其债务负担。
抑制通货膨胀并非简单的宏观政策调控问题，因为除了外部环境之外，它的解决还依赖于内部体制性的因素，如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30年来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以及央行独立性的建立等。然而，更加深刻和难以轻松回避的忧患是收入分配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无非增长和分配两个主题。增长永远是分配的前提，但分配反过来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分配过于平均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如现在的“欧猪们”。在那里，用政府赤字换来的高福利养就了人们的享乐习惯，玩音乐，玩足球，玩时装，却指望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去拯救他们。分配过于不平均则会影响经济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如今天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看起来没头没脑，但背后是过去三十年来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如今，提高税率会动摇“驴象”共同的根基——富人，减少刚性的养老医疗支出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加剧社会矛盾，减少看似有弹性的军费开支又会让军工利益集团和克林顿夫人这样脸大心更大的美国人不甘。这种情况下，真不知道擅长说“We can”的奥巴马能砍哪块支出。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介于欧美之间——有些研究表明，可能更偏向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直观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差距。但是，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有些不同：其一，城乡之间的差距；其二，地区间的差异；其三，经济部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差距。其中，前两者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上述的区域要素再配置进程，城乡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但经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却是体制性的。我们几年前的研究曾经发现，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的份额在下降，政府和企业部门的份额在上升。这种趋势既反映了政府管的太多（类似但不同于欧洲）：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加强，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垄断国企过度占有了资源，也反映了政府管的太少（类似但不同于美国）：居民部门无法通过再分配环节获得政府提供的养老、医疗和教育服务。一句话：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的太多。
如果说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属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因政府管的太多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为人所不齿了。因为它是起点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均等。大家可以去数一数，海内外各种富豪榜上的中国人（包括香港的富豪们）有多少与权力和垄断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另一方面，因政府管的太少、从而由再分配环节失灵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的根源。
无论如何，硬着陆不用担心，硬着陆也不可怕。因为在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并非没有经历过硬着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那一次，扩张的货币尤其是财政政策缓释了外部冲击的痛楚，但最终让经济重新振作起来的是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银行业改革、加入WTO……这些改革无论存在何种缺陷，无论你喜欢与否，无疑都是奠定本世纪头十年稳定增长的基础。
今天，真正令人担心的既可能是我们不愿通过改革去解决远忧近虑，也可能是我们再次如过去一个多世纪来曾经屡屡犯过的错误那样，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须知，东方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悠久得多的文明。一个自小就背诵“人之初、性本善”的民族如何去模仿生来就被告知有原罪的民族呢？
矗立东方望世界，基于对内部改革艰难的认识，笔者倾向于用“大动荡”（Great Turbulence）来描绘未来的全球经济：动荡的既是世界其他地方（rest of world），动荡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思潮和意志。不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国古训使笔者更加倾向于“大变革”（Great Change）这个词：未来不仅将是全球意义的大变革——东方板块的复兴和世界重心的回归，未来也将是国内政经领域的大变革——即将来到的新的改革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