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闭幕，会议定调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稳”字当头意味着明年宏观政策着眼点在于防范风险，而“进”字意味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将得以充分体现。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闭幕。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切实把握好各项目标、任务之间的平衡，稳中求进。会议的总基调突出一个“稳”字。与稳字相对应的当然是风险，明年的政策着眼点在于防范风险，包括经济下行失速的风险和经济下行所引致的潜在金融风险。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表述通常被理解为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延续性，不过，经济政策的定性应以有共识的经济数据作为判断标准。比如官方文件说今年是“积极的财政”，但今年的实际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了10个百分点；财政原定预算9000亿元赤字，但最后执行下来或存在3000-4000亿元财政盈余。所以更需关注会议强调的经济政策所透露出的细节。
尽管存在经济回落的预期，但政府并没有提出“保增长”的字眼。从“保增长”到“稳增长”，虽一字之差，但从语境上理解，其实差异很明显。“稳增长”主要是强调经济平滑下行，重点在防范经济失速的风险和波动，这也意味着政府不会像以往那样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这一判断也与会议强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相一致。中国作为过剩型经济体，2003-2011年之后的九年中之所以发生了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通胀逻辑皆来自政府型经济扩张。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长期政策拐点正在形成：财政从扩张转向收敛。这是判断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逻辑节点，所有的推论将依次而展开。
如果财政收敛，明年资金面会进入“相对宽松”的状态。因为中国政策的松紧从来就是针对政府以外的经济活动和部门的。财政收敛才会意味着这个规律发生改变。政府开支降温、挤压减小、信贷资源增加和融资成本下降将更多惠及中小企业。中国的结构性减税空间也得以拓展。中国减税的前提是政府经济活动减弱和财政需求下降。只有政府逐步淡化经济建设的职能，结构性减税空间才能拓展，否则大规模减税只能是“画饼”。
中国过去惯用的“宽财政、紧货币”宏观调控模式或逐步转变为“收敛财政、灵活货币”的政策组合。财政从扩张开始收敛转至中性，货币政策结构调整的空间被打开。信贷的配给制和高企的存准率都可以开始放松，这将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那么经济可能被成功导向软着陆。
由于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十分强健，中国完全能够尽快清除目前银行部门的梗塞。由中央政府信用出手，防止政府存量债务的风险转化为银行信用的被动收缩，能够避免宏观经济的大波动。
此外，如果财政收敛，通胀将不再是主要问题。中国通胀的内质是政府型经济，政府的过度参与只会导致通胀上升和私人部门大面积亏损的格局。长期稳定的低通胀有利于形成中国经济转型和创新因素增加的必要外部环境。
当然，中国的转型很难无缝对接，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出现需要产业结构的衍生和升级，这需要时间。中国将经历一段总需求低温期，这是经济规律，宏观决策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短期来看，明年信用趋势稳定偏乐观——信贷配给制可能松动，计划的表内额度会增加一些（对应2012年14％的M2增速和银行体系目前67.5％的平均存贷比水平，信贷投放上限为8万亿元）。由于通胀的下降和正常利率的实现，表外会自然向表内回归，总体社会融资总量相对稳定。
笔者认为，明年银行部门的信贷额度有可能出现富余，这是因为银行行为趋于谨慎，贷存比或下降至65％，可配债券的资金规模将增加2万亿，成为推动银行间市场收益率逐级下行的主要因素。随着系统风险释放，下半年经济将逐步趋于稳定，信用利差可能逐步收窄。
此外，政府应释放中国经济的未来转型的明确信心。比方政府应改变目前支出结构，即从基建大幅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保障房。当前这四项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只有34％，相较发达国家还有显著提升空间。此外还可以考虑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来弥补养老金和医保账户的巨大缺口等。这些行动意味着让收入重新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以逆转家庭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政府能在这些方面给予信心，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才能因此摆脱颓势而出现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