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以考证的文献看，最早使用“影子银行”体系概念的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McCulley，是指“有银行之实但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之外的机构”。在美国，“影子银行”又称平行银行，意为与商业银行并存，又完全脱离于商业银行系统市场之外。
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影子银行”可以被“广义地界定为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由于国情不同，尚不能用市场型信用机构来定义最近几年在中国日益兴盛的“影子银行”，因为这些非信贷融资的业务大多是在银行体系内完成，包括银行理财，而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银行的影子业务”，即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
“影子银行”规模或超25万亿元
早在2010年，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估计，当年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0万亿元以上。按照“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这一定义口径，可以大致进行测算。
根据央行公布的非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截止到2012年9月，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128.57万亿元，其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债权大致为12.1万亿元，这部分资产再剔除银行持有的政策性金融债和商业银行债。根据中债统计，10月末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持有的政策性银行债为64484亿元，持有的商业银行债为3505亿元。因此，通过同业创新方式形成的信用供给估计为5.28万亿元。然后，再加上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券4.52万亿元，银行表内的影子业务规模可能在10万亿元左右。
非保本银行理财产品对应的是银行表外资产，根据惠誉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理财产品的规模超过10.4万亿元，其中非保本的产品大致占比80％-90％，合计8-9万亿元。
如果再算上私人直接持有信托（截至2012年9月，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已经扩张至6.32万亿元）、企业债券；再算上未贴现的票据和民间借贷（央行调查估计为3-4万亿元）。由此，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即所谓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规模估计在25万亿元以上。
体制问题催生“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体系近几年迅速崛起的原因比较复杂。自2009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来，经济上的后遗症逐步产生（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国家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对中国正规的信贷系统加紧约束，包括信贷额度配给、资本金约束、存贷比的流动性约束等。此外，银监会早在2010年、2011年就开始着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定下“降旧控新”的规则，要求银行对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一律不得展期和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
逐步加强的调控力度，使得许多已经开展的地方政府项目的后续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一旦出现“半截子”工程，就可能形成大规模坏账的风险。而在中国国有银行体制中，银行不希望前期发放的贷款变成坏账，所以也有继续供款的动机。
因此，银行开始绕道通过非信贷的方式，由“影子银行”来帮助地方政府。各种金融创新也因此层出不穷，包括前期的信托，后期券商的资产管理，实际上都扮演着通道角色。今年6月末，14家上市银行（中行和中信银行未披露）买入返售票据规模合计达2.38万亿元，相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这些创新活动帮助银行通过“改变流动性和期限”来增加金融杠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前期发出的贷款不至于在任期内成为坏账，因此“影子银行”的产生总体来说还是体制问题。
债务堆积的经济学实质是收入衰退，很多投资项目都不具备经济合理性，收入现金流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债务扩张。“影子银行”多数对应的项目，无论是抵押品还是担保条件都比正规信贷系统差很多，今后中国若出现信用风险集中爆发，肯定先从这一部分出现。
资金池信托业务是典型的中国式“影子银行”业务，资金池往往并非同一时间同一标的的安排，期限错配、规模甚至也是开放式的，资金池信托实质是一种不定向信托。这些资金多数流向政府平台和地产等项目，累积的风险很大。在当前体制下，遇到风险以后都不可避免地以银行表内不良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这部分所谓“刚性兑付”的信托产品实质隐含的是政府和银行的担保，最后还是由银行兜底，而银行也是国家所有，所以归根究底还是政府信用兜底。
应推出硬预算约束机制
中国利率市场化下一步推进的最大障碍，在于没有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从融资者角度看，其主体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构成。由于软预算约束，这些主体存在很大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道德风险和“庞氏风险”丛生。这些主体融资、扩张债务时，很少考虑还款问题。
从投资者角度看，投资者一直认为融资行为背后，存在中央银行的信用背书。举例而言，购买城投债，投资者很少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市场投资者根本没有树立“谁投资、谁负责”的市场化意识，投资人没有风险识别、判断、计量，以及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对于市场风险存在错误认识。例如，认为市场无风险，或市场有风险但有政府隐性担保，地方政府考虑到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一定会采取措施防止违约出现，为发行人提供必需的“安全阀”等。
面对中国的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惯性，监管层的道德规劝作用通常不明显。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利率。而真正的利率市场化，需要通过信用结构和期限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终极目的是利率充分发挥价格功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
去年我国已开始批准地方政府试点自行发债，希望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解决现有地方政府融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是否能建立起预算约束机制，依然存在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开让地方政府发债，背后还是隐含着政府信用担保。因此，必须要建立现代国家的硬预算约束机制，政府进行各种投资项目必须要有广泛的公众听证制度予以制衡。
现在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债务“以新偿旧”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果新增债务完全用来应付本息，甚至连偿付本息都不够，那时就有很大的风险。虽然现在还没到那一步，但是也应引起足够重视，不能再让债务继续滚动。
笔者认为，抑制债务雪球进一步变大是当务之急。金融监管开始收紧，应是最先启动的政策信号，比如清理2012年无序扩张状态的“影子银行”业务。鉴于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大，允许违约事件无序出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最可能的措施应为总量控制、限制增长、风险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