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如果中国能够进行深层次改革，就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30年迈向高收入社会。不过，在报告看来，中国深层次改革应该放在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减少国有企业垄断等。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当前中国不仅面对着“体制性虚荣”，而且也陷入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或严重的制度改革的路径相依。面对这种现实，今年以来国人对20年前邓小平南巡的回顾，也就是希望激发起了国人对当前中国制度改革的反思。《人民日报》也有社评指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也就是说，如何深化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成了国人的共识，也应该是十八大新政府上任后的主要任务。
不过，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深层次改革要改什么？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当前改革来说是重要吗？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心与核心吗？如果不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又是什么？可以说，世界银行所提出中国深层次改革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对的，但是应该还不是当前中国改革最为深层次的问题，它也没有涉及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在本文看来，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首先就得对现有的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或审视，就得重新认为当前改革的思维模式。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渐地放弃自下而上的改革转变为自上而下改革的路径过程。而且这种转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当前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即是建立在威权的领导及中央政府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的自上而下改革。
可以说，在那种特殊时代与环境下，邓小平以其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禁区，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是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改革深入发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与困难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当前中国改革不仅没有对现有改革路径进行反思，而且无论是改革的总体规划，还是当前十分盛行的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把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发展到淋漓尽致。因此，全面反思当前中国的改革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改革路径进行重大的调整或转型，则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的第一要义，也是十八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为，只有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才能吸取现代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经验，才能够集思广议，把整个社会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制度与法律，才能让这样的法律制度来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与约束等。现代文明社会公共决策的方式与程序才能在这种改革过程中得以生成。这才是中国新一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比如说，为何当前许多制度安排会造成重大的利益冲突、社会问题重重。这就在于这些制度安排或设计不是自下而上完全的，不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而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不仅无法调动全国人民智慧与积极性，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制度设计可能成了少数精英维护其利益的工具或保护既得利益的护身符。因此，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反思应该是当前中国深层次的重大制度改革第一要务。
还有，中国改革方式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早些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对比上个世纪东欧经济改革不如中国成功，渐进改革方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在主流意见看来，任何激进式的改革只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更大负面影响，不会取得成功。但是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等人透过研究法国大革命对德国西部及西北地区的影响表明，激进的制度改革可以清除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障碍，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激进制度改革不一定仅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为负面影响，反之，它可以是一种新制度或社会秩序建立的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也得重新思考当前这种渐进改革的方式了。实际上，朱镕基总理上任后许多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是通过激进的方式来完成的。可以说，中国经济有今天，如果没有朱总理的那些激进制度改革是不可能的。
还有，当前中国的深层次改革不仅来自既得利益各方面的巨大阻力，或反对改革，更为严重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如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资源把其既得利益法律化及制度化，从而让他们的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利益披上合法性外衣。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一旦合法化及制度化，它将成为整个社会改革严重障碍，中国改革的路径相依会更加严重，从而使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以确立。可以说，当前中国法律条文应该不少，但多数法律制度安排是管制绝大多数人而不是约束政府权力的。这则成了当前中国贪污腐败十分严重的制度根源。
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就得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就得重新界定现行的法律是从何而来？就得反思这些法律制度是不是平衡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果中国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来自于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就得重新反思当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与权力，就得重新审视当前法律制度确立的组织、程序与方式。中国法律制度的公共决策化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改革深化的重点。
再就是，中国重大的制度改革就得重新界定政府之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界定得十分清楚。比如确立制度界定产权、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保护弱势民众的财富不会受到侵害等。但是，中国政府职能则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宰。它不仅持有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经济。中国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以权力为核心而展开，以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国内经济生活中，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应该是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
还有，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渐进式或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有关。如如果中国金融改革不调整当前这种渐进式金融改革的思路，那么中国金融体系要想真正的现代化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经持续了近4年了，但是全球经济不仅没有很快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复苏，而且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高，其风险的蔓延越来越广泛。这是因为许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之随着世界各国不同的救市政策出台，国际金融市场潜在金融风险则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网络技术快速成长、金融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不仅各国现行救市政策的风险正在国内累积，而且其风险的跨国溢出效应越来越大。
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们所看到表象，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讨论所关注的过度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不完全性、银行家的贪婪、投资者的过度投机、美联储错误的宽松货币政策、从众心理等？是不是如有人所认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因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市场不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机制，而是少数人谋取暴利的工具。市场行为的利润最大化或“逐利”则成了当事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行为败坏、作假账与欺骗、忽略企业核心业务、不计后果追求高风险的收益等行为一定泛滥。因此，许多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危机也由此引发。
当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詹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讨论独辟蹊径。他认为如同地壳板块相互挤压冲撞在地面所形成产生的断裂一样，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积聚最后挤压断裂的结果。有国内政治压力通过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来消除日益严重个人收入不平衡及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有来出自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失衡；也有来自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而出现政府干预形式不一样等。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些不同因素合力的结果。
其实，对于这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讨论，它所指出的因素，没有哪一种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些讨论只能从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原因外在角度来思考，而没有从金融行为本身内在性来思考。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是金融？金融仅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方式吗？那么通过金融为何能够缓解个人、企业及整个社会进行经济活动的资金约束同时又会面临完全的脆弱性？这就是金融的本性。
一般来说，金融是一种跨时间与空间资源配置的方式，而金融这种跨时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通过合约来完成。合约是什么？合约的实质就是信用。信用则是一种承诺。因此，金融也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而承诺是个人、企业及政府的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要求，是一种心理状态的东西，它不是实质性物品或服务。既然承诺是一种成本极低、甚至于不要成本的行为者的心理要求，同时它又是缓解个人、企业及社会在经济生活中资金约束的工具，及高利润的工具。这时，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有企业及个人，在市场“逐利”精神推动下，如果没有对这种“逐利”行为设定边界，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也就必然。而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的方式有很多，一种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就是一种方式。不过，宽松信贷政策是收益最大、见效最快、受益最广的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最好的方式。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过度的信贷扩张来激励与刺激经济及保持经济增长，来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过度信贷增长的条件下，企业可以用其通货膨胀后的资产作抵押，借取更多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或通过在高价进卖出股票筹集更多的资本。拥有或没有拥有资产的家庭可通过低廉的信贷来增加其财富效及扩张其消费。一股消费热潮也就风起云涌，政府则通过这种过高的消费热潮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也让大量资产在金融体系内快速循环来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让投资者及各种机构在此过程中资产及财富快速增长，其个人财富及企业利润快速飚升，同时行为主体债务也债筑高抬。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占美国整个公司利润为10%，到2007年上升到41%。足见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引领下，当时的金融市场是如何脱离实体经济而飚升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打破了廉价的信贷资金过度扩张在金融体系内的循环，“去杠杆化”对过度的信用扩张有所收缩，但全球各国政府为了救市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缓解这次金融危机，但实际上又以另外一种新方式在过度的信用扩张。尽管严重的债务问题由个人及企业转移向了政府。但是政府通过过度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保证经济增长的思维与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动机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这种过度使用现有有金融体系的方式会有所转变。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是如此。
比如，早些时候中国推出的温州等地民间金融改革的试验，看上去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及制度化，看上去是通过有效的金融政策来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实际上同样是如何来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谁能够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谁就能够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而把其行为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欧美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当前国际市场的金融改革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入手，即如何把金融市场的信用扩张真正做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让过度的信用扩张在金融体系循环；如何把金融市场信用扩张界定合理的边界内，那么金融市场的严重风险与危机也就无法消除。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之后，深圳、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及鄂尔多斯等地也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尽管有些金融改革的试点还等待中央政府批准，但是人们都认为新一轮的全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正在启动。再加上郭树清上任后对国内证券市场的许多重大改革；央行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等，更是让这股金融创新与改革潮推得更远。从表面上来看，看上去各地方政府推出了各种不同的金融创新政策，除温州是中央已经批准之外，其他地方政府推出的金融创新政策在中央职能部门没有批准前是不算数的。因为，金融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如果仅是地方意愿，得不到相关职能部门的批准，各地方的金融创新政策要落实并不是那样容易。
还有，从当前这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的核心与实质来看，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何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及市场之外生发出新的体系与市场，采取增量渐进式的改革。比如，无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还是各地正在推出的金融创新，都是一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例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点是让民间信贷市场的阳光化、合法化及秩序、设立村镇银行及为微小企业提供适当的融资工具等，每一项金融改革都是希望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生发出新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深圳等地推出金融创新措施也是如此。如提出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探索深港银行双向贷款等。
而这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应该是中国前三十年的增量渐进式经济改革模式在金融市场领域里延伸。它的核心与实质就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增量渐进的方式来化解所面临矛盾与问题。当前这种增量渐进式改革让中国十几亿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摆脱了几千来的贫困，实现一定程度上经济繁荣。但是这种渐进模式的持续性则是十分令人质疑的。因为，增量渐进式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消费未来经济增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基础上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占有资源与财富越来越多，而且在于他们不断地在利用其势力把掠夺整个社会财富的行为合法化及制度化。最后，必然导致少数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严重的社会对抗与冲突，使社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可以说，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同样是一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它是经济增量式改革在金融市场改革中的延伸。它特征与实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这种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在已有金融体系或市场之外生发出一个新的市场，因此这种改革也就不会触及现有的金融市场中既得利益关系，从而使得其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小。
二是这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看上去是在现有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之外生发出新市场或新的工具，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市场创新或工具创新来化解当前国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所面临矛盾与困难，而不触动既有金融体系内的利益关系。比如这些金融创新与改革更强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工具的增加，而且不强调金融市场运作的市场化，因此这些金融创新与改革往往就无法触及到金融市场的核心即价格机制有效运作。比如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方案在批准过程中就把利率市场化最为重要内容去除掉了。
可以说，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存量的市场还是增量的市场，其有效价格机制运行不仅最为重要，而且它也容易相互传导。如果在增量渐进式的金融市场放开对价格严厉管制并形成有效的价格运行方式，或利率市场化，那么这种价格机制很快就传导到既有的金融市场中去。这样对现有金融市场的政府对价格严厉管制就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对此估计是政府职能部门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对增量渐进的金融市场的管制也只好同样不放开。这就使得金融市场改革要进入深水区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这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其实是颠倒了金融市场现实的逻辑关系。即当前非正规金融市场许多问题，无论是民间信贷市场高利贷盛行，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非是非正规市场出现了问题，而且是正规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化程度低及政府对正规金融市场管制过度的结果。如果正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提高、市场化十分深入、价格机制能有效运行等，那么民间高利贷市场就会缩小，中小企业融资就不会那样困难等。因此，要解决国内金融市场许多问题，就得从金融市场成熟性及市场化入手，就得全面放松政府对正规金融市场各种管制，形成金融市场有效的价格运作机制。金融市场没有有效价格运作机制根本上无市场可言。
三是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进行全面的隐性担保，这就使得这种增量渐进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过度地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可避免。不管批准了没有批准，从各地方政府都在争先恐后地推出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政策来看，每一个地方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便能够更有利地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这样，这些地方可以把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利益归自己或造就出地方业绩，而把这些行为可能付出成本或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就是为何各地方政府都有十分强烈的激励来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关键所在。如果这些金融行为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来安排，没有有效的法律来约束，那么不仅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不可避免，而且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也逐渐背离。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会在这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与放大。因此，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对当前掀起的金融创新与改革潮不得不谨慎对待，而不是泛滥放纵。
四是这场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够走多远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不仅在于过度的使用现有金融资源或金融体系不可避免，而且在于它没有触及到现有金融市场的利益关系，没有对现有的那些扭曲市场的利益关系进行重大调整。比如说，当前市场十分关注的“郭树清股市新政”，其新政对市场的冲击力看上去是十分巨大。但是这次“新政”能否遏制上市公司到股市上“圈钱”、能否通过退市制度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并真正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能否减弱政府权力对股市主导与干预等是相当不确定的。这些政策会以往的政策在所改进，也可让股市秩序有所理顺，但是这些政策是否能够让国内股市快速发展与繁荣同样是不确定的。因此，这种增量式的股市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动现有的宠大的利益关系，没有对这些利益关系重大进行调整。
可以说，对于当前国内这股增量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够走多远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它没有理清当前国内金融改革实质，也没有触及到国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而仅是一种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之思路或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内金融改革不仅将要把重大的制度改革作为重点，也将引导到建立有效市场价格机制上（即利率市场化及汇率的市场化），要更为关注系统性风险及区域性风险。
总之，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问题有不少，比如包括社会流动性固化、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败、高房价治理等等。但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问题，或最为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对以前三十年及当前的改革思维模式及改革路径的深刻反思。只有在对已经的改革思维模式与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才能十八大进行更为深入改革的基点。而以往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与模式，那么少数精英操弄的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不能成为十八大后改革的动力，反之这些改革路径与思维模式可能成为十八大后深化改革的重大阻力。因为，当前所有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都是这种改革模式与路径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十八大应该对当前改革的路径与方式进行深入反思，重新确立新的改革路径与思维模式，并以此形成中国改革的新共识。这才是当前中国改革最为深层次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