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地方债的报道非常密集，地方债的根源是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失衡，使地方长期面对资金缺口，不得不寻找另外财源以弥补收支失衡，因此土地财政和债务性融资成为地方财政的普遍模式。除了抑制地方债的无序增长之外，解决存量压力的重心已经落在金融手段上。如财政部极力通过推动债务置换来解决现有偿债压力，以PPP模式来解决新的地方建设融资来源等，都离不开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配合与支持。
关于金融政策的影响，最近人们可能都关注的是处于“风口浪尖”的资本市场。虽然各国央行[微博]都越来越重视在货币政策制定中引入资产价格要素，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还缺乏成熟的研究体系支持。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义，一是资产价格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基本面的经济状态。二是资产价格能反映出投资心理的变化，进而体现资产交易中的非理性和泡沫因素。三是资产价格变化程度，也能反映出资产交易活跃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然而，这些分析还比较粗略，由于资产定价的复杂性，对二者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迄今为止还未建立起成熟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面对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目标，加上资产价格等新的要素，使货币政策目标变得日趋复杂。在此情况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日益加大，经常会产生“顾此失彼”的情况。为了避免“目标失调”和“多做多错”，或许货币政策在当前复杂阶段还是应该更加简单一些，重新多用些传统货币宽松政策。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在应对股市、地方债等结构性问题时，现有政策难以彻底解决风险的积累，只是把应对风险和危机的时点推后。在各方所寄予厚望的货币金融政策之外，仍需要财税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当前A股市场的很多矛盾，根源在于作为上市公司的微观主体遇到诸多问题，只有真正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动力、实现政府对企业的进一步减税让利，才能增强企业部门的活力，避免A股成为“矮子里面拔将军”的场所。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以金融措施来应对地方债务风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只有转向“财税为主、金融为辅”的政策思路，围绕地方政府投资职责的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的重置等来促进改革，才能使相关风险真正被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归根结底，就是在财税职责方面实现地方投资的“政府脱媒”，使得地方政府从融资压力和投资责任纠缠的“泥潭”中退出来，多由民间部门和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