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为何难出手(2005年4月22日)
本轮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争论是最持久的，措施出台也是最缓慢的。而此前1994年初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几乎是在一夜间确定，相应举措也迅速到位。那么，本轮改革措施为何难以出台呢？笔者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确实如很多人说的是利大于弊，我国政府早就让人民币升值了，而恰恰是难以判断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到底如何，我国政府才没有断然采取升值的做法。
讨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观察自人民币升值争论以来美国各方的态度：美国官方从未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健全美元联盟、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等团体多次提出要人民币升值，甚至逼迫政府动用“301”条款和提请WTO裁决。那为什么美国政府并未支持部分美国团体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呢？据笔者的观察，一方面有日元升值的先例，日元升值并未根本解决美日贸易纠纷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使得日本经济实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美国也根本不能判断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利弊到底如何。如果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美国经济，以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办事风格能不要求人民币升值吗？！而且美国的数量研究能力是最强和最先进的，美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研究都不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目前我国的经济研究能力可能是更难的。
现在从与1994年汇率改革时的基础经济环境来看，本轮人民币汇率改革确实面临复杂的环境。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与通胀有些类似，会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机制。
如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较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当，就业受到的影响会很大。1993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957.2亿美元，相对于当年的GDP总值（31380亿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36％。而到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11548亿美元，相对于当年的GDP总值（136515亿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到达70％。外贸依存度提高的背后是有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从事与出口有关的生产活动。根据一项统计，仅加工贸易就吸纳了超过3000万的就业人口，而其中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体。根据笔者的推算，当前我国出口部门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劳动力可能在1亿人左右。人民币升值必然会抑制我国的出口贸易，从而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这一影响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我国的就业。
人民币升值后，假如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不变，那么，出口商获取的人民币收益减少，为了保住必要的成本和利润，必然降低工资，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一部分劳动力会选择失业；
人民币升值后，假如出口商仍要保证原来获得的人民币收益，那他一定会提高出口商品的美元定价，如此外方需求必然减少或一部分订单会转向其他国家，我国的出口规模降低，就业人数也会减少。
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我国参与贸易的主体主要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外资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其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34.4％，其他经济成分的比重更低。因此，当时的汇率改革对于受损的国有经济成分（包括集体经济在内），通过税收、财政补贴、软贷款等方式都给予了一定的补偿，还有当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补充的总成本也较小。如今，参与我国贸易的主体已分化成三大部分，外资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2004年它们分别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7.4％、28.6％和9.6％，可见国有经济成分不再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占绝对比重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汇率调整的阻力增加。
我国经济中的各利益集团已基本形成，在对待人民币汇率改革上存在的矛盾也不可小视。如今，我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在实体经济中，已分化为私营和个体经济、外资、国有及国有控股等。此外，根据参与国际化程度的不同，各经济实体也可以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就是外向型也分为以进口为主、以出口为主和进出口并重三部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我国一个有别于实体经济成分的以证券投资和金融投机为主的金融资本集团也已形成，并且日益强大。
实体经济偏重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当前虚拟经济可能更欢迎人民币升值以及汇率自由浮动。当然在实体经济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和以出口为主各经济体不仅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甚至希望人民币贬值。根据有关部门的一项测算，2004年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为8.22人民币元／美元，与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接近，企业的利润已经很低。尽管表面看来，似乎只有呼唤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其实，在我国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利益集团的势力并不弱。
当不能确定一项措施的利弊得失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对于人民币升值来说，既然不能确定到底是利多一些还是弊多一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汇率，保持稳定，维持目前稳定的能被大家都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
讨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观察自人民币升值争论以来美国各方的态度：美国官方从未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健全美元联盟、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等团体多次提出要人民币升值，甚至逼迫政府动用“301”条款和提请WTO裁决。那为什么美国政府并未支持部分美国团体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呢？据笔者的观察，一方面有日元升值的先例，日元升值并未根本解决美日贸易纠纷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使得日本经济实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美国也根本不能判断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利弊到底如何。如果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美国经济，以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办事风格能不要求人民币升值吗？！而且美国的数量研究能力是最强和最先进的，美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研究都不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目前我国的经济研究能力可能是更难的。
现在从与1994年汇率改革时的基础经济环境来看，本轮人民币汇率改革确实面临复杂的环境。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与通胀有些类似，会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机制。
如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较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当，就业受到的影响会很大。1993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957.2亿美元，相对于当年的GDP总值（31380亿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36％。而到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11548亿美元，相对于当年的GDP总值（136515亿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到达70％。外贸依存度提高的背后是有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从事与出口有关的生产活动。根据一项统计，仅加工贸易就吸纳了超过3000万的就业人口，而其中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体。根据笔者的推算，当前我国出口部门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劳动力可能在1亿人左右。人民币升值必然会抑制我国的出口贸易，从而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这一影响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我国的就业。
人民币升值后，假如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不变，那么，出口商获取的人民币收益减少，为了保住必要的成本和利润，必然降低工资，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一部分劳动力会选择失业；
人民币升值后，假如出口商仍要保证原来获得的人民币收益，那他一定会提高出口商品的美元定价，如此外方需求必然减少或一部分订单会转向其他国家，我国的出口规模降低，就业人数也会减少。
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我国参与贸易的主体主要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外资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其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34.4％，其他经济成分的比重更低。因此，当时的汇率改革对于受损的国有经济成分（包括集体经济在内），通过税收、财政补贴、软贷款等方式都给予了一定的补偿，还有当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补充的总成本也较小。如今，参与我国贸易的主体已分化成三大部分，外资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2004年它们分别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7.4％、28.6％和9.6％，可见国有经济成分不再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占绝对比重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汇率调整的阻力增加。
我国经济中的各利益集团已基本形成，在对待人民币汇率改革上存在的矛盾也不可小视。如今，我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在实体经济中，已分化为私营和个体经济、外资、国有及国有控股等。此外，根据参与国际化程度的不同，各经济实体也可以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就是外向型也分为以进口为主、以出口为主和进出口并重三部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我国一个有别于实体经济成分的以证券投资和金融投机为主的金融资本集团也已形成，并且日益强大。
实体经济偏重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当前虚拟经济可能更欢迎人民币升值以及汇率自由浮动。当然在实体经济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和以出口为主各经济体不仅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甚至希望人民币贬值。根据有关部门的一项测算，2004年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为8.22人民币元／美元，与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接近，企业的利润已经很低。尽管表面看来，似乎只有呼唤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其实，在我国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利益集团的势力并不弱。
当不能确定一项措施的利弊得失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对于人民币升值来说，既然不能确定到底是利多一些还是弊多一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汇率，保持稳定，维持目前稳定的能被大家都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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