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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主任认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公共债务率84%, 显著低于美日,福利显著高于美日,主体德国为莱茵国家之强大制造业,经常帐顺差超强,使得欧洲整体经常帐平衡,如果是一个主权国,不太可能出现危机。但由于欧洲是个内源式的资金循环,最终由哪国承担债务国债务的问题,以及如何承担债务的问题将导致欧洲各国政治上的分歧。最终,欧洲的经济还要靠美国经济逐步走出来,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美国债的增加与美国过去几十年前的婴儿潮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一代人的退休将于2011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进入大幅上升期。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或高达114万亿美元。在未来50年,潜在得负债会变成现实。刘煜辉主任认为,美国最佳的减债途径是实行长期温和的通货膨胀,这样不仅能避免美国国内经济、政治上的剧烈波动,同时还能使石油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使其失控。
中国的通胀、资产泡沫及高利贷泛滥,都与政府的投资扩张有关。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去概括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一直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的严格预算制度,使得行政官员先决定任期内他需要实现的几件大事,然后再回过头来到各个渠道去找钱。故此税收的迅速增长不太可能形成对应的财政盈余结转至下一年,因为这个钱多被预支出去。目前,中国的实际投资速度已经放缓,投资回落对于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可能那么剧烈。此外,由于财政挤出效应大幅减弱,成本下降将有利于私人部门资本性支出意愿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平缓投资减速的节奏和过程。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本期论坛,来自我所内外的5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