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2012年3月21日，我所举办第248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吴军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量化解析 ——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为题做学术报告。吴军教授的报告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中国通货膨胀成因问题的提出；二是需求层面的流动性压力；三是供给层面的结构性压力；四是供给层面的输入型压力；五是通货膨胀成因的量化解析。

吴军教授指出， 由于通货膨胀问题比较复杂，因此，处在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或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或者处于不同的经济背景中，对通货膨胀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若想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会加重需求层面的通货膨胀压力；要调整经济结构，可能会加重供给层面的通货膨胀压力。反之，要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会影响到结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会影响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想要通过政策调控实现既抑制物价上涨，又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难度很大。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研究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置于“宏观审慎框架”的原因。

吴军教授认为，有效治理通胀的基础，关键在于理清来自不同层面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将不同成因的构成进行量化分解。而我国潜在通胀的压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需求面和供给面。具体而言，国际收支持续高额顺差所形成的过剩的流动性存量、2009年扩张政策所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形成了需求面的压力；而供给面的压力表现为部门结构变动推动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压力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带来的输入型压力。

吴军教授通过对通货膨胀成因的量化解析，说明了明显的、甚至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层面的货币、信用因素拉上的。而单纯来源于供给层面——无论是部门发展差异的价格调整因素还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输入性因素，所引发的价格结构性上涨，都不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源于供给面的结构性因素，具有其客观性，或者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该、也无必要将供给层面的结构性因素纳入通货膨胀管理的核心成分。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我所内外的3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