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2012年3月28日，我所举办第249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程恩富以《关于当前经济理论与现实的若干争论问题》为题做学术报告。程恩富研究员的报告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现状；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这次经济危机的成因及中国如何转变经济对外开放方式；三是关于产权、公有制、国有企业的相关问题。

程恩富研究员提到， 目前有些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没有用了，其学科发展停滞与苏联时期的水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近十年里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与突破，其研究领域及影响范围已经延伸到一百多门经济学科。

程恩富研究员认为，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七大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新左翼思潮、复古主义思潮、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折中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上述思潮中，程教授属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学派，他还具体介绍了“新马派”的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三大知识体系要综合利用；世情为鉴，国情为据，这三大知识体系和两大空间范围要综合创新。

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程恩富研究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予了针对性的分析。他首先列举了不同经济学派的解释——新自由主义认为，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监管、操作有误；凯恩斯主义认为，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不仅是监管、操作有误，更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政策、体制有误；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在私有制体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结果，即随着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生产资料在个人占有、集体占有和国家占有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其具体可从四种个角度分析：第一个，从生产力和所有制的矛盾上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容易使公司高管层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高风险的投资。同时，程恩富研究员还提到，目前管理学上所说的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有些夸大。目前，许多公司的所有者通过以给予经理人更多股份的方式，使其同时具有了经理人和公司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以便激励其更好地做好管理工作。但同时，董事会成员间以及董事会与独立董事间的合谋现象普遍，美国的独立董事事实上已经不是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设立的，而是为了公关的需要，因为许多独立董事都是先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要员，当期卸任后，企业将其聘为独立董事，以便派其与现任政府公关，为企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高风险投资的问题上，通常董事会倾向于高风险投资，而经理人则倾向于规避风险，但通过合谋，董事会解决了经理人因投资失败而影响其个人收入的问题，承诺经理人无论投资结果如何，其都将获得丰厚的收益，因此，经理人就不在乎投资的风险状况而进行高风险投资，从而酿成经济危机；第二，从经济调节角度来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导致三重失灵——市场调节失灵、国家调节失灵、伦理调节失灵。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市场调节失灵和国家调节失灵，因为如果通过合理的调节，可整合各方的优势进行互补，而现实状况则是整合了各方的劣势，形成了客观上调节的失败，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三，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角度来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比例失衡（本次经济危机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本次表现在房地产领域。即由于房地产的生产过剩，地产商为了销售房屋，不得不寻找更多的消费者，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原本购买力不足的消费者，通过劝说银行给这些消费人群发放次级贷款，使其具备购买能力；同时，发放次级贷款也能使银行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地产商和银行资本家之间就形成了合谋关系。但银行资本家为了规避次级贷款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就以发放债券的方式将次级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全社会，从而通过金融领域放大了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扩大了遭受经济危机的波及范围；第四，从分配和消费的矛盾角度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容易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对立和分化，从而影响消费。即如恩格斯所言，生产的无限制扩大与人民群众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导致剩余产品销售不出去。生产者为了将剩余的产品销售出去，可谓不择手段，这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程恩富研究员还指出，美国高官曾认为，中国之所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效果比较好，就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比较多，为经济调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美国要和欧洲联合起来，尽量缩小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因此，程恩富研究员认为，中国在处于对外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保持适当的国有经济规模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国有企业是否为垄断企业的问题，程恩富研究员认为，世界的大企业几乎全是垄断企业，区别无非是私人垄断还是国家垄断。如果国有经济推出了关键的垄断领域，则会被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对于垄断利润分配的问题上，如果是国家垄断的话，利润的分配尚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私人垄断的利润则仅归私人所有。因此，国有企业的多少，与每个中国人的利益直接相关，但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规定国企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对于选择公有制占主题还是私有制占主体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优势在于其运行效率更高，因此选择私有制占主体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但程恩富研究员引用了盖达尔的观点，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真正原因在于，想通过以私有制占主体的方式，削弱并消除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一旦私有制占了主体，其必然要求媒体放开，并以资助的方式渗透到媒体宣传和国民教育系统，并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号，以各种夸大及造谣的方式宣传对共产党执政不利的信息，通过媒体及教育系统，影响并塑造民众的思维方式，从而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关于到底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有利于提高就业率的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倾向于后者。但程恩富研究员引用了科斯的观点，企业形成的原因在于能有效降级交易费用，如果没有利润，企业不可能成立。程恩富研究员还补充了科斯的观点，认为公有制企业即使没有利润，只要能维持运营，就不会因此而解散，但资本家不会这样做。因此程恩富研究员认为公有制比非公有制企业更有利于提高就业率。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我所内外的3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