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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剑峰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关于经济危机产生的相关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社会收入水平分配严重不均，致使生产过剩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殷剑峰研究员认为，导致本次经济危机的原因的确存在收入分配的因素，但其不是主要原因。恰恰相反，本次危机的爆发不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反而正是由于过度追求收入分配均等化导致的。如果按照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不是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由自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中出现的危机。从经济周期角度分析本次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影响经济周期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而影响投资的则是非理性精神；而作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人之一的哈耶克认为，允许的人为的繁荣期越长，机制而来的萧条期也就越长。哈耶克分析经济周期的焦点在于信贷，殷剑峰研究员也将焦点注视在信贷上，并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本次所有陷入危机的国家都存在信贷上的问题。
殷剑峰研究员站在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长周期理论的角度，分析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长周期理论之后演化为三个分支——1.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周期理论；2.人口理论；3.相对价值理论。殷剑峰研究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其实也可以归为长周期理论之一。同时殷剑峰研究员分析了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的相关数据，并发现了三种典型的现象。第一，人均GDP增长明显；第二，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均GDP增速减慢；第三，2008年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何解释这三个典型的现象，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储蓄率的下降，储蓄率的下降先将导致了人均资本的下降，从而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因此，如何解释储蓄率的下降，就成了解开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因素。如果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的理论角度解释，技术的革新提升了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人们会增加当前的消费，减少储蓄。若以此理论解释，存在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在提高人均GDP的同时，为何会降潜在GDP呢？如果熊彼特的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这种现象，那可试用长周期理论的另外一个分支——人口理论来解释。从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值来看，2004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因此，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社会消费增加，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费用增加，使得总体储蓄率降低。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基金的支出呈现显著的增加，除此之外，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长也十分显著。因此，从人口理论的角度解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的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两个问题：1.结论与现实数据不完全符合，因为全球劳动人数占比只是在80年代有一个短期的下降，真正大幅度的下降则出现在2004年，而全球储蓄率的下降则从70年代开始；2.从理论上看，老龄化不会必然导致储蓄率下降，因为如果劳动人口预期未来的老龄化呈加剧事态，则劳动人口自然的反应就是增加储蓄以为养老，因此反而会提升总体的储蓄率。
那如何解释全球人均GDP潜在增长率和储蓄率的下降，这就需要分别分析不同类型国家的情况。按照世界银行对全球不同的国家的分类方式，将不同国家分为四大类——不发达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首先，从全球的人口结构角度来看，高收入国家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在1984年出现了一阶拐点，出现下降趋势，而到2008年则出现了水平拐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此，发达国家呈现了明显的老龄化现象，这也与本次危机的爆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趋势与全球劳动力人口增长的契合度明显，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劳动人口的变化动态实际上是由中等收入国家，更确切地说是由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决定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劳动人口的增速虽然趋缓，但仍呈上升趋势。从全球的经济格局角度来看，高收入国家的储蓄及GDP占全球储蓄和GDP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恰恰相反，而且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于为全球贡献了占其GDP比重更多的储蓄。由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和储蓄总额都占到了全球GDP和储蓄总额的95％以上，因此，全球的经济格局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类国家来决定的，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以高收入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模式。对高收入国家来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引领了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其人口结构却迅速呈现老龄化。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在逐步融入全球化趋势中。另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口红利及劳动人口占比在不断上升。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特征可归结为三点：第一，资本是自由流动的，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资本项目管制都被取消；第二，贸易自由化；第三，劳动力的流动收到限制，而且全球有限的劳动力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由于以上三点特征，结果就是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技术和人口结构的差异就会导致各国储蓄率的差异。而储蓄的变化的反映了由直接投资推动的自由贸易已经结束。因为，虽然国际贸易的产生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解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将贸易视为各国不同储蓄率的结合点，即高储蓄国家将本国的储蓄借给低储蓄国家使用，那么高储蓄国家就会出现经常项目的顺差，而低储蓄国家则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事实上，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其经常项目账户上的变动和其储蓄率的变动规律体现出一致性，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失衡。从全球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式来看，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未来将难以为继。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殷剑峰研究员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其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信贷膨胀；第二，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第三，资产价格泡沫。从信贷膨胀角度来看，随着储蓄率的不断下降，信贷总额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上升，这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普遍的特征。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信贷也在扩张，但其扩张的速度与储蓄率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的信贷是可以依靠储蓄来支撑的，这与高收入国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但在本次危机中，有一个高收入国家比较特殊——德国。德国的老龄化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但其之所以能在此次危机中幸免遇难，在于其国内的货币政策对信贷起到严格的限制。从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角度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曾出现了短暂的经常项目逆差，而高收入国家则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都持续上升。这种经常项目的赤字其实反映了一国对外借用或输出储蓄的情况。因此，本次危机中，高收入国家在经常项目上的状况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情况基本一致。德国之所以能幸免于欧债危机，也可以从经常项目的角度进行解释。从2000年开始，德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则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事实上，欧元区的成立，为德国输出储蓄提供了机会，对德国来说，类似于1994年人民币汇改对于中国的意义（以本币贬值来促进本国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94年的汇改也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诱因。从资产价格泡沫的角度来看，可从美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着眼。2002年，美国劳动人口增长的一阶拐点出现，2007年，迎来了劳动人口的二阶拐点。若从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与美国GDP的比值角度来，1999年开始，美国股市暴跌。此种暴跌不仅仅是由于技术革命达到顶点所致，同样也可能是对美国未来人口预期的结果。如果以黄金的价值来度量美国股市的话，美国股市的市值自1999年开始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再关注一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从美国已开工的房地产数量上看，自从2002年美国劳动人口增长的一阶拐点出现后3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回暖。而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起到最直接作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不仅美国如此，当年的日本亦是如此。
本次导致本次危机形成的原因如上所述。而此次危机之后，未来世界经济是否会如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于1984年所预言的那样，在2020年达到顶点，之后就陷入长期萧条呢？殷剑峰研究员表示，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他越来越认同这种观点。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对未来世界人口状况的预测，全球都在呈现老龄化的趋势，而中国最为明显。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在殷剑峰研究员看来，这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如果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再加上目前高收入国家要进行的去杠杆化的改革来看，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势还是比较悲观的。如果从理论模型上来推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将被迫上升，因为按照未来社会老龄化趋势的预期，当下高收入国家采用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基金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高收入国家将延长退休年龄，因为人口寿命的预期将延长15年，而目前退休年龄只延长了2年；第二，即使储蓄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未必会上升。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取决于资本深化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如果技术革命的浪潮消失，人口老龄化再加速，则经济增速和可能会下降，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过程，这正印证了一桥大学那位学者的观点。除非出现新的领导国家，向全球提供技术创新和消费市场；第三，如果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不可持续的话，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可能会丧失通过全球化来完成工业化的机会，这可能意味着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成为永远只能发展服务业的国家；
第四，随着储蓄率的上升，资产回报率会下降，全球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下调的过程。
那么就中国而言，中国能否避免成为第二个日本？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殷剑峰研究员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第一，中国能否具有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即当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能否靠技术进步取代现行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劳动力能否继续转移。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已占就业人口的60％，城市就业人口已占就业人口的40％，因此，持续的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很重要；第三，需要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但须防止过度福利主义。目前国内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网上，民粹主义色彩浓厚，非常值得警惕。殷剑峰研究员指出，这次欧洲和美国的危机表面上虽有多种原因，但其背后实际是福利主义，在欧洲主要表现为财政福利——通过财政提供优厚的社会保障；而在美国更突出的是金融福利，比如次级贷款就可称为是一种金融福利——将贷款贷给那些没有还款能力与意愿的人，而过度的福利主义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得到迅速的纠正，如果再迟的话，中国人口结构的恶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五，基于金融改革的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中国能像美国一样通过货币的国际化更多地享受拥有人口红利国家带给中国的储蓄，从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但同时，殷剑峰研究员也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担忧，有研究称中国的经济会在2013年实现硬着陆。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一阶拐点出现在2004年，而人口的水平拐点据说可能在2010年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劳动人口的水平值在2010年就已经为负值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为何并没有因此而跳水，商品房销售的面积的仍不断增长，也许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尚未完成；第二，高储蓄率存在的同时，金融投资的渠道又很少。但有两个危险的因素值得警惕，第一，2005年7月份的汇改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日本经验来看，升值就会使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大幅度的跳跃；第二，2009年“四万亿”背后的巨额信贷，也就是说近两年我国发放的信贷总额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信贷发放的总和，那如此庞大的信贷资金将会去往何处，房地产市场正是一个合适的去处。如果上面说的两个因素在未来发生逆转的话，中国是否会像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危机，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自我所内外的3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