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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才研究员以“港股直通车”事件入手，对今年提出利率、汇率市场化的相关问题提出疑问，从而引出关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探讨。关于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解读，陈炳才研究员认为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如果从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可兑换、自由化的定义着眼，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说自己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或账户的自由化。
陈炳才研究员指出，如果要讨论账户开放、可兑换的问题，就一定要讨论管制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的成本高、效率低，因此而呼吁取消管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同时，对于管制，国际社会没有明确定义。IMF内部讨论认为：发达国家处于审慎监管的管理办法以及出于安全需要的禁止和限制、审查不是管制；而发展中国家国家出于经济安全和风险考虑的资本和汇兑管制、审慎监管要求被认为是资本和汇兑管制。对管制的认定，实际上采用的是“双重标准”。
关于对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问题，陈炳才研究员认为，当前关于资本流动普遍存在着几种错误认识：1.发达国家已经取消了资本管制,实行了资本自由流动；2.货币应该自由兑换。因为，所谓的取消资本和汇兑管制，是指储备货币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自由兑换为本币，而不是指本币自由兑换为储备货币，更不是本币可以自由进出发达国家乃至在其本土自由兑换，这不是自由兑换，而是不平等的自由兑换；3.取消管制就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由于本国不能印刷储备货币，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货币，就需要外汇管制。但是，如果资本流动体现为本币资金、实物、设备、专利、技术、商品等，就可以不需要管制，而仅仅对涉及储备货币的资本跨境交易和转移支付、汇兑等管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取消了管制——允许特定货币的资本自由流动；4.金融没有国界，资本流动没有国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世界银行和IMF乃至发达国家一再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资本管制，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实际上，金融没有国界是强大的储备货币资本对弱小的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要求。是跨国储备货币资本的要求，而这个资本巨大，随时存在被冲击的风险。因此，这种提法的目的在于要求当地货币储备货币化——美元化、欧元化。同时，陈炳才研究员还指出了当前对汇率的错误认识，1.汇率是本币与不同外国货币之间的汇兑比率。从这个定义上看，货币地位是不平等的，汇率的存在，意味着风险不同，即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的风险不同。而汇率的风险更多体现在非储备货币，因为本国不能创造储备货币，而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制度下没有这个问题。同样15-20%的波动，储备货币不会发生危机，而非储备货币一定发生危机；2.发达国家汇率自由化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就是储备货币，或者有过储备货币的历史经验，他们的汇率自由化是因为处于领导和强势地位，因此，一般没有债务风险、支付风险和钞票供给的风险，而发展中国家，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不是储备货币，也无法实现，汇率自由化需要的储备货币不能自我印刷，因此风险很大，也必然要发生危机；3.汇率危机的原因是因为货币高估或低估，国际收支失衡。由于本币与储备货币地位不平等，非储备货币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用于干预汇率，从而成为可以被打击攻击的对象，因此，货币投机是最直接的原因。
在谈到非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可兑换问题时，陈炳才研究员指出，首先要分清储蓄货币和非储蓄货币的特征。即储蓄货币是可以和黄金挂钩来进行国际兑换的，而费储蓄货币不行。其差异还表现在国际信用和发行权、兑换与被兑换、资产规模、投机与被投机和等方面。因此，资本账户可兑换分储备货币项下、非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后者可分本币项下、主权货币项下。这三类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风险和需要的条件不同。同时，陈炳才研究员还强调了主权货币间对等开放的重要性。如果是对等的市场开放，对非储备货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不存在任何风险，问题在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考虑。
最后，陈炳才研究员提出了实现非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实施路线：1.从双边和多边开始，逐步扩大；2.选择参与地区组织和机构，同等条件开放；3.对于金融大国和储备货币国家，在特定项目对等或交换条件开放。
对于传统的资本账户开放，陈炳才研究员提出了三条底线：1.外债不能自由化；2.本币汇率的离岸交易不能自由化；3.本币证券市场不可对外自由化。而其他因素随各国情况自由裁量。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自我所内外的3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