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消息，2013年1月9日，我所举办第278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以《胡适的治学与为人》为题做学术报告。耿云志研究员的报告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胡适的生平大略；二是当代对胡适研究的开展情况；三是胡适的治学；四是胡适的为人。 

关于胡适的生平，耿云志研究员做了一番介绍。胡适于1891年出生在上海，其父亲为清朝的下级官吏，曾任淞沪厘卡总巡，在胡适出生后不久，其父被调往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其父亲迁往台湾。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胡适全家返回大陆，其父于归途中染病身亡。以致胡适幼年丧父，命途凄苦，由其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后胡适随其母亲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镇，读了九年私塾，这样初步打下了胡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基。1904年，胡适进入上海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在此期间，胡适深受严复、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成形了一些新的观念。同时，胡适还被聘为《竞业旬报》的编辑，这也使胡适打下了以其清新、流畅、浅显易懂著称的文字功底。1910年，胡适在其二哥的支持下，赴美国留学，学习农学。一年多后，由于对农学提不起兴趣，胡适改学文科。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其继续留校一年，在此期间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由于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普遍反对杜威的哲学观点，使得胡适对杜威的学术饮起了注意。当读过杜威的著作后，胡适感觉杜威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十分近似，因此离了开康奈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改投杜威门下。1917年，胡适回到国内，并受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很快，胡适又出版了其专业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随后又写了两篇著名的考证文章——《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胡适担任了上海综合公学的校长，在此期间，胡适与国民党发生了冲突。那时，国民党刚刚取得了全国政权，思想相当激进，张口闭口“革命”，如不随着国民党的就是“反革命”。有一次，在召开大学院（国民政府将原来的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会议时，在关于政府要办一所劳动大学的问题上，胡适认为，劳动大学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产物，而由政府创办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大学，实为荒谬。也正因如此，在会议上，胡适被吴稚晖指责为“反革命”。耿云志研究员认为，从这件事上看，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胡适一直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形象有所不同。而且，胡适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对国民党批评还涉及孙中山、蒋介石等一批国民党要员，这也引起了国民党要员的极大不满，他们还曾组织了一批人专门写批判胡适的文章。就这样，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直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才缓解了这种局面。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基于当时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情况，主张中国不要立即与日本交战，而应秉着“能保则保、保不住则退”的方针，以谈判谈判的形式解决问题，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胡适的这一观点源于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写过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如果太平洋的局势要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依赖于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胡适的这一观点，恰好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十分合拍，自此之后，蒋介石与胡适越走越近。蒋介石不仅任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师，而且大事小情皆愿咨询于胡适。抗战胜利后，胡适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胡适离开已经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到台湾创办《自由中国》刊物。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发丧当日，台湾有30万群众走上街头，摆路祭为其送行。

关于胡适的治学与为人，耿云志研究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胡适在治学与为人这两个方面都堪称楷模。在胡适治学方面，耿云志研究员主要是对胡适的治学方法进行了介绍。胡适对于其治学方法，曾讲过很多。其在口述自传中讲过一句话：“方法的问题主宰了我的一生，一生的治学、做事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方法打转的。”目前，人们对胡适治学方法引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句话是从胡适在1919年介绍杜威思想后逐渐发展来的。当时胡适提到，思想一般都有如下五个步骤：一是出现疑难的境地；二是指定疑难指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是假定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是把每一种假设的结果一一推算出来；五是看哪一种假设的方法解决的最圆满。1922年3月，胡适在天津政法专门学校演讲同一个问题时，仍然讲了以上的那五个步骤，但在最后进行了概括。概括中提到，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思想方法，第一个就是“疑”，第二就是“思想”，第三就是“干”。同年10月，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治学思想又进行了归纳，即第一步：认清疑难；第二步：假设；第三步：证实。直到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才正式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个字。而对于胡适自己使用这种治学方法最成功的案例，耿云志研究员认为，那就得数《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了。对于胡适这种治学方法的提出，耿云志研究员认为，其主要有如下重大意义：第一，其首先揭示了人们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步骤，开创了我国学术史上对于治学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先河；第二，这种治学方法的提出，实质上是探讨精神的提倡，打破了封建科举制下塑造出的僵化、保守、对圣训不敢怀疑的思维模式；第三，这种治学方法包含了反对武断的态度，突出了重在证实、尊重事实的思想；第四，提出了对证据审慎判断、辨别的思想。

后来，胡适发现，自己所提出的这种治学思想如果宣传、运用不当，可能会出现一些流弊。因此，在于友人的书信中特别提出，这种方法只适合介绍给具有一定学术素养，踏实本分的学人，而不是随便什么人均可。因为，如果不具有一定学养，不是踏实治学的人，则只喜爱大胆地假设，而不愿小心地求证，这样反而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胡适还引用了官场一名老吏总结的断案四字真言——“勤、谨、和、缓”来对其提出的治学思想做以说明。“勤”，即是勤快。具体而言，要手勤——勤于抄写材料；脚勤——勤于搜集材料、勤于实地访问、考察；口勤——勤于询问、请教。“谨”，即谨慎、不马虎、不大意、不苟且。“和”，即平和、冷静、不动火气，要细心地考虑不同意见及不同的可能性。如在治学中与他人产生了分歧，常常容易动火气。一动火气，就会不冷静、易武断，走简单化的倾向。“缓”，即不急于下结论，不急于发表，而要反复推敲。

对于胡适的治学方法，耿云志研究员对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评价。从基本态度上讲，第一，“勤、谨、和、缓”这四个字表现了胡适极端认真的治学态度，这需要其不仅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心，还需要获得真理的意志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第二，治学要有方法的自觉，要经常提醒自己每一种材料的真实性及每一种材料的运用是否得当，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如果有，必须审慎地探求。从基本程序上讲，科学的治学方法一定要有严格的程序，且各个环节都不可缺少，只有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总而言之，无论是治学还是做其他事情，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做好。

对于胡适的为人，耿云志研究员将其归纳为这几个词——诚、勤、谨、责任心、使命感和宽容。关于“诚”，耿云志研究员认为，诚信乃为人之本，若一人并无诚信，其他方面哪怕再有成就，都不足称道。儒家思想基本上都在讲“诚”，其中，《中庸》一书中讲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尤其是“不诚无物”一句，耿云志研究员认为，可以将其分成几点：1.如果一个人不真心实意地做事，而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肯定不能把事做好；2.不说真话，假话连篇，迟早要被人揭破。所以胡适先生曾言：“说真话，包你有力量”。而胡适的老师杜威先生也曾言：“人生中最神圣的一件事，就是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完全一致的”；3.不但自己要说真话，还要养成听真话的习惯。就如前人曾言：“过当之誉，其害甚于实时之毁。”胡适先生说真话的勇气令人敬佩，即使是当着蒋介石的面，胡适先生也敢直抒己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蒋介石的不足；4.要以真诚待朋友。胡适先生曾言：“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朋友，要于处有疑处不疑。”胡适先生也正是秉着这样的原则对待朋友，因此，他也交了许多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也给予了他很多帮助。所以胡适先生曾感慨道：“吾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关于“勤”，耿云志研究员认为，人之万病之源，为懒惰。因此要勤快，自食其力，并在行有余力之余帮助他人。关于“谨”，则表示人要谨慎，若是出言、行事不够谨慎，则易惹来诸多是非。胡适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为人，也如其在治学中的表现一样。关于“责任心”和“使命感”，胡适先生在此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关心国家和民主命运之心甚为明朗。胡适先生在其留学期间就下定决心要做国民的导师，他还在日记中写到：“要用用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事业，为国家造不能亡之因。”胡适先生一生谨守其为人原则，即作为一个读书人要承担着国家和民主的命运，因此其在面对一生中的各个重大选择时，均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角度考虑的。

关于“宽容”，耿云志研究员提到，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对胡适批判了很长时间。在这些批判者中不乏有其过去的朋友、学生、甚至亲属，而胡适先生从来没有对这些人说过一句责怪的话。不仅是在这期间，其实胡适先生是一直都秉着这样的待人原则，无论是他与郭沫若、郁达夫之间关于文学翻译的看法，还是他面对鲁迅先生对其的指责，他均怀着宽容之念、豁达之心面对这些不快，并且依然对指责他的人做了出客观的、高度的评价。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5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