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信贷控制导致旧体制复归(2008年1月25日)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去年的经济统计数据，高达4.8％的全年CPI涨幅无疑宣布中国正处于通胀的风暴之中。
目前央行更多采取信贷控制和流动性回收而不是加息的方式来运作货币政策。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央行不仅没有明确提出金融机构信贷增加额的调控指标，也没有提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这让从紧货币政策带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市场还是揣测，2008年信贷增加额在3.6万亿左右，与2007年实际的贷款增加额大体持平。
自2006年以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成为央行信贷控制的常规武器。但在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大量国外流动性输入的压力之下，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和利率都是隔靴搔痒。于是，直接信用分配在紧缩政策的指导下，又粉墨登场，有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分季提出贷款限额建议和指导性计划”，“部分银行的新增贷款限额将与去年实际的增量持平，预计调增季度贷款限额的须报经监管部门核准，同时要相应调减下一季度贷款限额”。这是对信贷进行总量调控、并把握好投入节奏调控要求的合符逻辑的选择。
专门对银行信贷进行直接的数量调控，在中国也有着相当长的历史。面临信贷“失控”的危险，强制管制政策可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远的不说，在2007年末就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第四季度新增贷款额只有第一季度的四分之一左右，乃至于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2月份的贷款、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速都有了明显地下降。这无疑是政府对信贷调控手段变化的功劳。
在货币经济学中，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信用(信贷)渠道，斯蒂格利茨还将信用在货币政策中重要性上升到了“新范式”的高度。在中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政府也一直强调宏观调控要管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信贷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中调控超过了货币供应量而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然而，有关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论或者“新范式”与中国式的直接信用数量管制是无干的。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论只是强调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约束时，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中央银行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国的信用控制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我们要避免一种倾向：在控制信贷规模的调控要求下出现了旧的调控体制的简单复归。因为，信贷控制回避了中国货币政策现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体制问题，如切实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来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它也没有正视中国扭曲性的经济结构给货币政策带来的麻烦，如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的高储蓄。另外，要求新增贷款与去年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2007年贷款增长越快的商业银行，在今年的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下，会有更多的信贷机会；而那些贷款增长较慢的、对政府达到调控目标给予自觉配合的商业银行，在今年的信贷机会反而减少了。商业银行新的贷款机会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特征，这种“鞭打慢牛”的信贷调控方式无疑产生了逆向效应。也因为如此，信贷控制会进一步扭曲商业银行的行为，一旦放松了信贷管制政策，那么，有了这种调控方式的前车之鉴，在面临新的贷款机会时，商业银行就会赶在政府“重拳出击”之前拼命放贷，以便为日后争取更多的信贷机会，这会加剧信贷的周期性波动。信贷控制这种信用分配与市场机制是相互排斥的，集权化的直接规模控制会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有深刻的教训。
目前央行更多采取信贷控制和流动性回收而不是加息的方式来运作货币政策。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央行不仅没有明确提出金融机构信贷增加额的调控指标，也没有提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这让从紧货币政策带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市场还是揣测，2008年信贷增加额在3.6万亿左右，与2007年实际的贷款增加额大体持平。
自2006年以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成为央行信贷控制的常规武器。但在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大量国外流动性输入的压力之下，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和利率都是隔靴搔痒。于是，直接信用分配在紧缩政策的指导下，又粉墨登场，有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分季提出贷款限额建议和指导性计划”，“部分银行的新增贷款限额将与去年实际的增量持平，预计调增季度贷款限额的须报经监管部门核准，同时要相应调减下一季度贷款限额”。这是对信贷进行总量调控、并把握好投入节奏调控要求的合符逻辑的选择。
专门对银行信贷进行直接的数量调控，在中国也有着相当长的历史。面临信贷“失控”的危险，强制管制政策可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远的不说，在2007年末就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第四季度新增贷款额只有第一季度的四分之一左右，乃至于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2月份的贷款、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速都有了明显地下降。这无疑是政府对信贷调控手段变化的功劳。
在货币经济学中，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信用(信贷)渠道，斯蒂格利茨还将信用在货币政策中重要性上升到了“新范式”的高度。在中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政府也一直强调宏观调控要管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信贷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中调控超过了货币供应量而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然而，有关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论或者“新范式”与中国式的直接信用数量管制是无干的。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论只是强调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约束时，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中央银行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国的信用控制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我们要避免一种倾向：在控制信贷规模的调控要求下出现了旧的调控体制的简单复归。因为，信贷控制回避了中国货币政策现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体制问题，如切实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来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它也没有正视中国扭曲性的经济结构给货币政策带来的麻烦，如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的高储蓄。另外，要求新增贷款与去年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2007年贷款增长越快的商业银行，在今年的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下，会有更多的信贷机会；而那些贷款增长较慢的、对政府达到调控目标给予自觉配合的商业银行，在今年的信贷机会反而减少了。商业银行新的贷款机会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特征，这种“鞭打慢牛”的信贷调控方式无疑产生了逆向效应。也因为如此，信贷控制会进一步扭曲商业银行的行为，一旦放松了信贷管制政策，那么，有了这种调控方式的前车之鉴，在面临新的贷款机会时，商业银行就会赶在政府“重拳出击”之前拼命放贷，以便为日后争取更多的信贷机会，这会加剧信贷的周期性波动。信贷控制这种信用分配与市场机制是相互排斥的，集权化的直接规模控制会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有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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