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无疑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之一。虽然学界存在颇多争议：通胀与无通胀论者、低通胀与高通胀论者皆有之，但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是，存款缩水了，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2010年存在通胀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通胀水平方面，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来衡量，11月份5.1％的CPI在语义上还属于“温和”通胀，但这“温和”的数字与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切身之痛相去甚远。央行的调查显示，百姓对物价的满意度达到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略见一斑。中国是否有通胀、通胀水平有多高，经常提着篮子往返于市场的百姓最有发言权。
2010年通胀与供给短缺无关
通胀无疑是过多的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国内一度有央行超发了42万亿货币之说，笔者自不同意用货币存量减去GDP这样机械和简单的算法，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货币超发的数字来，但央行在2008年第四季度后，让货币与信贷急剧扩张，无疑是导致今年以来较高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的通胀，与商品供给相对于人们需要（量）出现短缺无关，而是钞票发行过多、泛滥于市场的结果，属典型的弗里德曼“过多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通胀现象。
当然，以“保持币值稳定”为己任的央行，早在2009年7月份之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方面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2008年11月初确定的保障流动性供给转变到了逐步回到正常的流动性冲销的轨道上来。货币政策的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央行票据发行量的增加。无奈货币政策的决策服从于政府对GDP目标的“大局”，所以直到2010年元月5日才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比率，但收缩流动性的时机有些晚了。尽管2010年六次调整准备金比率，但通胀还是以人们所不愿看到的速率出现了。流动性扩张的压力之大，乃至于央行在一月内连续三次上调准备金比率，足见周小川行长“现在的压力比伯南克大”的感叹之言之确凿。
国外政策输入型通胀是中国通胀根本原因
早在2006年，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对存款准备金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对流动性的“深度冻结”，而央行票据只是对流动性的浅层次对冲。但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已经升至近20％的高水平，而流动性泛滥与通胀压力的节节攀升，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现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周期操作，而在相当程度上沦为疲于对冲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工作。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说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也是相对较为长期的因素了。
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不断上升，这种压力并没有因2005年7月份中国汇率改革而消减，相反，当发达国家经济陷于经济衰退而难以自拔之时，人民币就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与此相对应，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就愈发强烈，这为大量的热钱提供了套汇的激励。另外，发达国家长期的低利率又为热钱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来源。尤其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零利率或近于零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国际热钱的流动更为频繁、规模更大，形成了资本流入倒逼国内货币供应量扩张的货币供给机制。
欧洲央行受欧元区内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其存款便利与再融资操作利率分别保持0.25％和1％，这远远低于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的利率水平。因此，就国际方面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通胀压力，来自于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之下，中心货币国家持续调整成本与通胀压力的转嫁：发达经济体通过低利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其国内的经济，同时通过利差及国际货币强权，转移其国内通胀的压力。我们将其称为政策型输入通胀。相比较而言，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长期的中国通胀因素。
对资本流入征收汇率升值的平衡税
政府对于通胀的调控，主要是基于两条思路在展开：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收缩流动性；发改委则一直强调打击投冲、严惩哄抬物价，乃至于又要实施价格管制。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最近确定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无疑是对前两年过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向校正，也看到了近期中国通胀的短期因素。但是，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单纯的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无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只会加剧国内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扭曲，比如金融抑制性的高准备金调控手段。缓解中国通胀压力、消除国外政策型输入通胀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这是一个长期谈判和新制度的设计过程，更何况现行中心货币国家根本没有改革它的意愿。
虽然中国的通胀仍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我们需要超越“货币”的视界去寻找新的货币调控工具，即“托宾税”，笔者将其更名为“汇率平衡税”，即对资本流入征收汇率升值的平衡税。比如，政府明确未来一年人民币将升值5％，那就对资本流入征收5％的平衡税。
由于现在中国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困局来自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发达国家极不负责任的投机性低利率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下征收升值平衡税对中国有诸多优点。最直接的好处在于对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最大的影响，热钱流入减少了，中国货币供给的倒逼压力、通胀压力与资产价格泡沫会得到极大地缓解。此外，还有以下益处：第一，增加人民币升值的透明度，有利于中国的企业管理汇率升值风险。第二，可以将中国从被升值预期束缚的调控工具解放出来，不仅频繁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还可以让央行灵活地调整利率政策，推进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三，可以对国外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压力反戈一击，改变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的被动地位。第四，是抑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货币国家货币强权、转嫁通胀压力与持续调整成本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