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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研究员一开始跟着他的硕士生导师从事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案史的研究是从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起步的。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又发现黄宗羲与顾炎武有密切的书信往来,从而又开始读黄宗羲的书。其中,黄宗羲编有《明儒学案》一书,也正是通过这部书,陈祖武研究员对学案史进行了几十年的深入研究。
对于“学案”一词,陈祖武研究员做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学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他本人找到的最早的以“学案”命名的书为刘元卿的《诸儒学案》。而“学案”一词的确切含义,目前中国的工具书中上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中华书局的一位
《明儒学案》一书,按照梁启超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记载,此书来源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清儒学案》为中国清代学术思想史著作,由徐世昌及其门客僚友吴廷燮等集体编纂,该书于1938年在北京影印出版,总共208卷,500多万字,收录了明末及清朝的1169名学者的相关学术资料。陈祖武研究员提到,由于《清儒学案》一书流传不广,以至于一些老学者也将《清儒学案》与清道光年间学者唐鉴编著的《国朝学案小识》相混淆。其实,这两本书存在天壤之别,《国朝学案小识》一书的门户之见太深,而《清儒学案》的包容性则极强。陈祖武研究员称,虽然他将《清儒学案》一书通读过三遍,但由于其中的学问太过庞杂深奥,也不敢说将《清儒学案》就读好了。比如其中所记载的先秦诸子的学说,如《管子》、兵家、阴阳家等的学说,他本人也是一知半解。
陈祖武研究员提到,他在研究《清儒学案》之中,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为《清儒学案》的主编徐世昌说了句公道话,另一件则是为《清儒学案》的令一位编者夏孙桐说了句公道话。由于徐世昌是政客,与袁世凯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且还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因此留下一些历史污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些年,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往往带着狭隘的政治偏见,将历史问题的看法简单化,因此,有些老一辈的学者认为徐世昌身为大总统不学无术,评价其为“显宦而不解学问”。陈祖武研究员认为,这种评价是有失客观的。“显宦”自然不假,然而“不解学问”却并非如此。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之后进入翰林院。由于能进入翰林院那是很不一般的,并非所有的进士都能进翰林院,现在社会上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作翰林院,那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能进翰林院的进士不仅要求学问好,而且还得书法好。就如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如龚自珍就因书法不好而未能进入翰林院。徐世昌不仅进入翰林院,而且后来还到过国史馆(类似于现在修当代史的当代所),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徐世昌的学问绝不平凡,而且书法很好。陈祖武研究员还介绍说,他在与
在治学之道方面,陈祖武研究员分别从历史学研究和治学原则、方法及态度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认识。陈祖武研究员认为,无论研究什么典籍,都要秉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即研读的典籍的作者是谁,属于什么时代,成书过程反应了什么社会、学术、文化氛围。研究历史学首先要懂得目录学,要懂得中国古代的典籍如何分类,经、史、子、集如何区分,每一部分的书主要有哪些代表作品,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是怎样的。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需要研究者深厚积累的学科,研究者需要付出终身艰苦的努力,且代代相传、孜孜以求。研究历史问题的立足点不是古代,而是当代,立足于当代绝不等于用现实去映射历史、用现实去比附历史,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的真相梳理出来,把历史的规律总结出来,服务当代社会、服务兄弟学科、提高整个民族的思维水准,以此推动民族学术文化的前进。
陈祖武研究员也指出,做学问既要尊重老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上攀登,同时又要善于思考、敢于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就如
陈祖武研究员还指出,读书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当然,没有钱也不行,但有钱不一定就能出好学问,它们之间不一定存在正比关系。有了钱最好多买书,踏踏实实把学问做好,才对得起我们所处的时代。学问浩如烟海,学者所懂得东西不过只是沧海一粟,因此决不可盲目自大。对于不懂的不要乱讲,应切记三人行必有吾师,要戒骄戒躁、虚心请教。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4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