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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生平,耿云志研究员做了一番介绍。胡适于1891年出生在上海,其父亲为清朝的下级官吏,曾任淞沪厘卡总巡,在胡适出生后不久,其父被调往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其父亲迁往台湾。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胡适全家返回大陆,其父于归途中染病身亡。以致胡适幼年丧父,命途凄苦,由其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后胡适随其母亲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镇,读了九年私塾,这样初步打下了胡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基。1904年,胡适进入上海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在此期间,胡适深受严复、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成形了一些新的观念。同时,胡适还被聘为《竞业旬报》的编辑,这也使胡适打下了以其清新、流畅、浅显易懂著称的文字功底。1910年,胡适在其二哥的支持下,赴美国留学,学习农学。一年多后,由于对农学提不起兴趣,胡适改学文科。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其继续留校一年,在此期间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由于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普遍反对杜威的哲学观点,使得胡适对杜威的学术饮起了注意。当读过杜威的著作后,胡适感觉杜威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十分近似,因此离了开康奈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改投杜威门下。1917年,胡适回到国内,并受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很快,胡适又出版了其专业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随后又写了两篇著名的考证文章——《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胡适担任了上海综合公学的校长,在此期间,胡适与国民党发生了冲突。那时,国民党刚刚取得了全国政权,思想相当激进,张口闭口“革命”,如不随着国民党的就是“反革命”。有一次,在召开大学院(国民政府将原来的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会议时,在关于政府要办一所劳动大学的问题上,胡适认为,劳动大学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产物,而由政府创办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大学,实为荒谬。也正因如此,在会议上,胡适被吴稚晖指责为“反革命”。耿云志研究员认为,从这件事上看,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胡适一直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形象有所不同。而且,胡适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对国民党批评还涉及孙中山、蒋介石等一批国民党要员,这也引起了国民党要员的极大不满,他们还曾组织了一批人专门写批判胡适的文章。就这样,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直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才缓解了这种局面。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基于当时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情况,主张中国不要立即与日本交战,而应秉着“能保则保、保不住则退”的方针,以谈判谈判的形式解决问题,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胡适的这一观点源于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写过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如果太平洋的局势要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依赖于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胡适的这一观点,恰好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十分合拍,自此之后,蒋介石与胡适越走越近。蒋介石不仅任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师,而且大事小情皆愿咨询于胡适。抗战胜利后,胡适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胡适离开已经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到台湾创办《自由中国》刊物。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发丧当日,台湾有30万群众走上街头,摆路祭为其送行。
关于胡适的治学与为人,耿云志研究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胡适在治学与为人这两个方面都堪称楷模。在胡适治学方面,耿云志研究员主要是对胡适的治学方法进行了介绍。胡适对于其治学方法,曾讲过很多。其在口述自传中讲过一句话:“方法的问题主宰了我的一生,一生的治学、做事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方法打转的。”目前,人们对胡适治学方法引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句话是从胡适在1919年介绍杜威思想后逐渐发展来的。当时胡适提到,思想一般都有如下五个步骤:一是出现疑难的境地;二是指定疑难指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是假定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是把每一种假设的结果一一推算出来;五是看哪一种假设的方法解决的最圆满。1922年3月,胡适在天津政法专门学校演讲同一个问题时,仍然讲了以上的那五个步骤,但在最后进行了概括。概括中提到,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思想方法,第一个就是“疑”,第二就是“思想”,第三就是“干”。同年10月,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治学思想又进行了归纳,即第一步:认清疑难;第二步:假设;第三步:证实。直到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才正式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个字。而对于胡适自己使用这种治学方法最成功的案例,耿云志研究员认为,那就得数《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了。对于胡适这种治学方法的提出,耿云志研究员认为,其主要有如下重大意义:第一,其首先揭示了人们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步骤,开创了我国学术史上对于治学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先河;第二,这种治学方法的提出,实质上是探讨精神的提倡,打破了封建科举制下塑造出的僵化、保守、对圣训不敢怀疑的思维模式;第三,这种治学方法包含了反对武断的态度,突出了重在证实、尊重事实的思想;第四,提出了对证据审慎判断、辨别的思想。
后来,胡适发现,自己所提出的这种治学思想如果宣传、运用不当,可能会出现一些流弊。因此,在于友人的书信中特别提出,这种方法只适合介绍给具有一定学术素养,踏实本分的学人,而不是随便什么人均可。因为,如果不具有一定学养,不是踏实治学的人,则只喜爱大胆地假设,而不愿小心地求证,这样反而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胡适还引用了官场一名老吏总结的断案四字真言——“勤、谨、和、缓”来对其提出的治学思想做以说明。“勤”,即是勤快。具体而言,要手勤——勤于抄写材料;脚勤——勤于搜集材料、勤于实地访问、考察;口勤——勤于询问、请教。“谨”,即谨慎、不马虎、不大意、不苟且。“和”,即平和、冷静、不动火气,要细心地考虑不同意见及不同的可能性。如在治学中与他人产生了分歧,常常容易动火气。一动火气,就会不冷静、易武断,走简单化的倾向。“缓”,即不急于下结论,不急于发表,而要反复推敲。
对于胡适的治学方法,耿云志研究员对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评价。从基本态度上讲,第一,“勤、谨、和、缓”这四个字表现了胡适极端认真的治学态度,这需要其不仅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心,还需要获得真理的意志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第二,治学要有方法的自觉,要经常提醒自己每一种材料的真实性及每一种材料的运用是否得当,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如果有,必须审慎地探求。从基本程序上讲,科学的治学方法一定要有严格的程序,且各个环节都不可缺少,只有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总而言之,无论是治学还是做其他事情,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做好。
对于胡适的为人,耿云志研究员将其归纳为这几个词——诚、勤、谨、责任心、使命感和宽容。关于“诚”,耿云志研究员认为,诚信乃为人之本,若一人并无诚信,其他方面哪怕再有成就,都不足称道。儒家思想基本上都在讲“诚”,其中,《中庸》一书中讲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尤其是“不诚无物”一句,耿云志研究员认为,可以将其分成几点:1.如果一个人不真心实意地做事,而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肯定不能把事做好;2.不说真话,假话连篇,迟早要被人揭破。所以
关于“勤”,耿云志研究员认为,人之万病之源,为懒惰。因此要勤快,自食其力,并在行有余力之余帮助他人。关于“谨”,则表示人要谨慎,若是出言、行事不够谨慎,则易惹来诸多是非。
关于“宽容”,耿云志研究员提到,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对胡适批判了很长时间。在这些批判者中不乏有其过去的朋友、学生、甚至亲属,而
我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论坛,来自所内外的50余人参加了本期《金融论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赵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