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仍然和失业做顽强斗争的背景下，中东和北非又骤然陷入社会动荡之中，整个世界突然又生出哄哄乱像，中国亦有人伺机搞什么“XXX革命”，这的确让人忧虑。
中东、北非出现动乱国家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特征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失败的领导层和失调的政府管理，用法国专家高大伟的话说就是“在稳定的名义下，权力逐渐演变为瘫痪无能，并逐渐堕落到暴政”。本·阿里统治突尼斯24年，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萨利赫统治也门33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则当政42年。威权政府、极端宗教力量与民粹主义盛行，国家石油资源大都掌控在军人政权、皇室和部落首领手里，普通民众并没有从财富增长中分享相应的份额，在最后一根稻草压在背上时，这些中东的骆驼就突然倒下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目前不存在社会动荡的基础。
我从1957年开始记事，目睹了中国的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1978年上大学后又在30多年的学习和科研中亲身经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上崛起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说，横向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相对地位，不及明朝中叶更不及北宋；但竖向看，目前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最繁荣、最富足、最稳定、最强盛的时期。1977年时，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但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在2010年成为GDP总量全球第二、出口和外汇储备均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按照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我们还可能在2025年前后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这样骄人的经济发展奇迹是怎样实现的？也许我们可以从几十几百个方面进行经验总结，但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却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党政共管模式下，政府不仅主导改革也主导发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三代领导人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能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使得我们的各项政策能适时适当地引导中国在一个具有超稳定政治社会结构下实现发展优先、民生优先的规划目标。从这一点可以说，政治社会超稳定结构和运行状态既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保障，也是中国在21世纪激烈的全球经济政治竞争中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如果这样的论断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那么显然，每个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志士仁人都应当时时刻刻珍惜我们的政治社会稳定，并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国目前这种来之不易的稳定祥和的大好发展局面。
反思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所以穷所以落后，弊端大体有二：一是经济模式一味学苏联，用计划取代市场，人们的发展积极性被严重扼杀，因此走上一条共同贫穷的狭窄发展道路；二是政治上瞎折腾，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今天整你明天整他，搞得人人自危没有心思干正事。邓小平同志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确立的那个以大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家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自然出现了目前这种超日赶美的大好发展局面。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神话的最大奥秘就是不运动、不折腾。
平心而论，中国在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中也的确存在政经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破坏、一些人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象，但这些矛盾完全可以在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它们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少数人提出颠覆性社会政治目标的理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伟大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同样，30年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共产党有近7800万党员，中共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精英人才和优良人士，因此，在目前及今后，中国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任何群体若产生对中共取而代之的企图都不切实际，只会引起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
毫无疑问，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强大国家的过程中通过法制、纪律、党内民主和党外监督自我解决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及作风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过去9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汲取了许多失败的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在夺取政权阶段，毛泽东总结出的经验主要有三条：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似乎也可以总结出三条成功经验：（1）民生至上；（2）科学发展；（3）反腐倡廉。只要坚持了这三条，全国老百姓就会始终拥护我们，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可动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老百姓能时时感受到钱袋鼓了、餐桌营养更丰富了、居住环境条件改善了、中国人走出国门后越来越受尊重了，那么，不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有哪些颠覆意图，他们都不能得逞。
我们业已看到，在中共17届5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中共已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当成了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基本路线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体现，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问题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融入一些有利于缓解过去30年来累积的社会矛盾的内容。前几天（2月27日），我们都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网上同网民聊天的报道，和温总理聊天的网民提出的排在前三位的问题是：（1）物价（2）房价（3）官员腐败。从中可以看出当前的民心民意。物价高房价高谁受伤害最大，当然是全社会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官员腐败则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过程中的附带衍生物。中共针对这三个问题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到中共十六大开创的党政最高权力制度性交接的政治安排，再到十六大以来针对国内舆论显示的对老百姓关心的种种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可以说，中国目前阶段的社会维持稳定已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民意基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期望的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期待的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没有多少人想要搞这个革命那个革命。对中华民族来说，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保障社会政治稳定赶超美国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是压倒一切的核心民族利益。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民族被世界列强欺负了100多年；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在政治经济上又走了30年的弯路；1979年以来这30多年我们的国家正在正确轨道上大步前进，中华民族真正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展望下一个10年，只要对外不轻启兵衅，对内坚持民生优先打造廉洁政府，中国就会稳步朝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目标迈进。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在民主法制公平的社会环境下，各种改革开放前30年累积的社会矛盾就更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稳定自然也会成为中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内容，到那时候，人们目前仍心存异议的所谓“中国模式”，其轮廓才会更清晰、在全球的影响力才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