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当成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此前的两个事件是：(1)5月20日温家宝总理投稿英国《金融时报》，文中称中国已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2)6月底中国统计数据出炉，显示6月CPI同比增长6.4％，创近年来通货指数新高。随着数据的公布，全国又掀起新一轮对中国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过多的议论或讨论。通胀数据是走高还是走低这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问题只在于形势判断关系到宏观政策走向，决策当局的政策选择又直接影响中国经济下半年的经济金融形势。
我非常赞同温总理投书英国《金融时报》文中的观点，即中国的通胀是充分可控的，即便是6月份CPI出现了6.4％这一前所未有的至高点，退一步，假设7月份的CPI也超过6％，但物价涨幅见顶，8月份以后CPI会逐月回落是可以预见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有三因素决定：菜价，猪肉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这三个推进因素前两个因素是国内因素，是短期因素，因而充分可控；第三个因素是国际因素，国际因素虽然无法操控但却可以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消弱其冲击强度。
中国现有耕地18.2亿亩，加上复种指数实际农地利用面积约为23亿亩，其中2.7亿亩种菜，全国人均菜地仅为2分，而北京市人均菜地仅为0.26分即4个人总共1分多菜地，类似北京这样“地菜”占比极低而主要靠“客菜”满足居民菜篮子需求的大城市还有很多。在城镇化进程中，种菜变为“种房子”，加上运费高企，物流体系不合理，再时不时地遇上自然灾害，菜价出现上涨趋势自然是不可避免。而猪肉价格成为本轮通胀的主要贡献因素更是一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之一。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产量2/3左右，中国老百姓（除回族维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外）都离不开猪肉。但猪肉生产是最符合西方经济学中“蛛网理论”的典型产业。在小户饲养，分散经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背景下，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农民大量养猪，生猪供给过剩后，猪肉价格下跌，农民养猪亏本，农民又开始大量宰杀母猪，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市场猪肉供应出现缺口，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并成为CPI上升的主要贡献因素，6月份猪肉价同比上升57.1％，演绎的就是上边的“蛛网理论”故事。但这种故事永远是周期性地发生，用不上三个季度，经济规律就会自动产生生猪供给大量增加猪肉价格开始回落的调节作用。所以，菜价猪肉价的短期上涨其实都不可怕。只要中国农业保持连年丰收，只要粮食不出现大面积减产，在工业消费品始终存在供给过剩的中国，就不存在高通货膨胀的生成基础。
外部价格冲击对中国的物价水平来说是一个不可预期因素，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越来越高，在每年维持8％以上增长速度背景下，中国经济离开国际市场已经很难保持正常运转。根据近年的海关统计，中国进口排在前4位的产品依次为：集成电路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平板电视。这4大类产品中尤其以石油和铁矿石的价格难以捉摸，对它们的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胀冲击，我们似乎只能被动适应。值得安慰的是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产生的通胀冲击不独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是受害者。我们只是需求量大，受冲击程度较高而已。铁矿石涨价则仅针对中国，因为到2010年年底，中国钢铁的实际产能已达9亿吨，官方统计是产出6.26亿吨，全国还有许多不按规则出牌的小钢铁厂，因而中国铁矿石需求量最大，集体谈判一致行动的能力又最弱，因此在钢铁石价格谈判中总是处于被宰地位。应对国际价格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将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即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提升，改善恶化了的贸易条件，但决策层由于顾虑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的承受力能力，一直对这一政策工具运用处于踌躇状态，理论界也受到“人民币升值有害论”、“升值阴谋论”的影响进而加大了决策层的犹豫程度。不过，我相信，随着外部价格冲击日益常态化，随着中国由产品出口大国向金融投资大国的转变，我们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也在发生转变，决策层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重视汇率政策工具的运用，将之结为抵消国际价格冲击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利器。
在中国通胀分析中较为流行的是货币原教旨主义，提起物价上涨不管是长期原因还是短期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些可爱的分析家都一概以货币过多来解释，并进一步地将之归结为货币政策失误甚至总结为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对这些有失偏颇的观点，我在《央行货币超发之谜》（《银行家》2010年12月）一文及2010年12月15日与《金融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已做过分析，在此不拟赘述。我关注的重点是在物价涨幅回落趋势确定后中国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走向。
我们都知道，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际是紧缩型的，全国中小企业在资金面遇到的困难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21.5％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严格贷款规模监管环境下，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本来是经济正常代谢的一种机制，但若出现那些产品有市场，企业尚处于上升周期因资金链条断裂就大面积猝死现象，这就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在调节方向和执行力度上可能出现了问题。从一般常识说，货币政策主要着眼短期调节，一定时间内只注重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通胀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威胁时，它可以取“专治驼背，生死莫论”的姿态，但一旦高通胀风险已过，它自然就可以改变调节力度甚至是调节方向，将之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工具。
现在，到了货币政策转换调节力度和方向的时候了。具体建议是从8月份开始存款准备金率不再提升，如果今后几个月依然存在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的情况，可用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的方法对冲，定向发央票的对象仅限定在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对全国中小银行可在CPI涨幅回落到4％左右时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中小银行的可贷资金量。
我们业已看到，前不久，中国银监会已出台了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办法，这些办法如果再辅之以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即降低存款准备率与松动贷款控制的行政措施相配合，2011年以来由过度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钱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负债问题。
从去年开始中央就决定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进行清理，各银行都不准对平台公司贷款。这种一刀割的方针本身就有一定的偏差。全球金融危机时在中央鼓励下，各个商业银行争先恐后哭着喊着把贷款送到地方政府手里，希望地方平台公司成为中国摆脱危机影响的关键力量。在全国8000家左右的平台公司中也有很多债务收入比较低、项目扎实、地方政府资产增值速度很快、从现金流情况看不会产生长期信贷违约的好的平台公司。但在完全切断这些平台公司的融资渠道后，这些公司也会从好公司转变为困难公司或坏公司。我认为，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作出的治理方针是正确的，但清理的主要任务是分类，对那些好的，较好的平台公司还需要网开一面，允许商业银行对其提供贷款支持，渡过发展难关。我们的审计署前不久发布了地方平台公司的负债总额，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对这些平台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公布。我确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下，地方政府的资产增值速度也必定十分惊人，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好的、较好的地区的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偿还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应当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建议货币政策松动也应当将放松对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管制作为一个必要内容。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所谓“8000信贷地雷”不爆炸，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景就会非常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