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五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1)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2)农业增收的基础尚不稳固；(3)产能严重过剩；(4)环境资源压力；(5)民生维稳问题。这五个问题反映了中央高层在纷繁复杂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中挑选出的五个主要矛盾。
从理论上说，经济学语言中讲到宏观一般特指总量问题，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要素。总供给从产业角度可粗略分为农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大类产业，三大类产业又可细分为几十个部门；总需求则可粗略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由这两类需求又可以进行细分，例如，最终需求可按支出主体细分为政府、企业、家庭和国外。正是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都可以进行细分，这些细分项在一定时期的数据又是由千千万万行为各异的市场参与者行为表现决定的，因此，我们说宏观形势复杂实质上就是指具有不同动机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复杂，它们对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信号的反应各不相同，因而我们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时需要有微观化的功夫。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在一定的发展时点上选择什么样的调节政策，调节政策的方向、力度以及工具选择的恰当程度等等，这些难以把握的因素也构成宏观经济形势复杂的另一层涵义。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还在于在某些特殊时期，国际国内问题交叉作用，短中长期矛盾缠杂一起，使得我们在形势分析时容易出现误判，政策选择时常顾此失彼，这一类状况，我们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农业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最大现实问题。全球每年产粮约23亿吨，中国2010年粮食产量为5.46亿吨，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七年增产。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小户自耕农占主导地位，近些年来由于政策扶持，农业生产科技贡献率已达52％，良种覆盖率已达96％，机械化率已达50％。尽管如此，由于分散的生产方式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强度不够等种种原因，农户抗灾害能力依然很弱，农业现代化的路程依然很长，因此，总书记说农业增收的基础尚不稳固。一般地说，我国的粮食自给自足率约为95％。假若遇上大的灾害，某年度中国粮食需求量的20％要从国外进口时，全球粮食市场会立马崩溃。由此可见农业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安全，也关乎世界经济的稳定。在30多年的农村改革中，中国的小户自耕农生产方式已将生产潜力发挥到极致。看来，农业生产的革命性突破最终希望在农村土地要素的重新整合、水利基础设施的根本性改善和生物科技的重大突破上面。在18.2亿亩土地红线得到确保的背景下，只有这三项条件共同具备时，中国粮食的温和增长势头才能得以持续。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其他门径，那就只有眼睛向外一途，即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利用国外土地资源，在这方面，中国已悄无声息地进入角色。
在中国经济的三大产业中有两短一长，农业原材料工业是短板，服务业是短板，而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是明显的长板。第一产业的短是要素禀赋所致，第三产业之所以短主要是制度政策原因在起主要作用，第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则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就把工业化当成国家理想，这当然不错，直到现在，我们的党中央依然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的口号来动员全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奋斗。但我们的决策层所讲的三化是在科学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型指导思想下制定有持续支撑力的战略和政策。改革开放33年，中国经济已跃升至总量世界第二，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等种种原因使我国的第二产业出现了畸形发展倾向。2010年中国能源消耗折合为32.3亿吨标准煤，而日本在经济总量与中国大体相当情况下，只消耗7亿吨标准煤，这说明我们的经济本质上还是成本堆积式经济、资源浪费型经济。成本堆积和资源浪费又集中在第二产业领域，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虽然在各商业银行授信业务中列为信贷投放限制领域，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税收和就业，常常为这三类企业在本地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口号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凭心而论，在33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居功甚伟，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在经济发展上始终保持不可遏止的热情和内在冲力，但也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世界上最大的坏事都是好人干的。”在推动产能过剩方面，地方政府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好人”。所以，解决产能过剩，从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体制背景出发，最有效的对策可能就是制定出一套新的严格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制度，将这样的考评制度当成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政治指挥棒。
资源和环境压力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中国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 在庞大的基数背景下中国保持年均8％左右的GDP增速，许多原材料都必须依赖进口，从目前进口价值数量排名看，1至4位的分别是集成电路板、石油、铁矿石和平板电视。这四项中，石油铁矿石的进口量每年都在增加，连同其他矿产品及木材、纸浆等，中国已经患上严重的外部资源依赖症。可以断言，中国经济规模基数越大，连续高增长的势头保持越长久，这种外部资源依赖症就会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巨大的工业产能又需要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产品，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出口比重越高份额越增加，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就越大。现在我们每出口1000万吨钢，在国内就留下2000万吨的碳排放。中国2010年国家公布的钢产量约为6.3亿吨，国内市场消耗5亿多吨，有1亿吨左右出口到国外，以这个出口额计算，仅钢材出口一项就产生了2亿多吨的碳排放。所以，中国应当认真总结经济发展教训，并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切实进行发展方式转型，从资源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出发，对制造业中的过剩产能落后产能逐步进行淘汰，探索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从经济发展规律说，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归根结底要看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何而不在于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价格有多么便宜，只有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时，我国的制造业才算是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中国的多数工业企业都能加大研发投入，那些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也会自然得到淘汰。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些市场化的办法促使企业都能自觉加大研发投入自动矫正自己的投资行为，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自发地生成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民生维稳从表面看是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问题，但背后却牵扯到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从中国近些年每年发生数万起群体事件看，除了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各级官员的懈怠和官僚作风、对民众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尊重不够等等，都会成为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最近几年来，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重视社会管理问题，人们在研究动乱事件教训时业已发现，经济上收入分配不公平常常会成为民众积怨的基本原因。各国政府如果仅仅从加强治理能力管控能力上去防止动乱实际是舍本逐末，执政党只有切实贯彻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清廉执政透明执政的方针才能真正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根本立场对了，再辅之以正确的经济政策，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政府必须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二是制定恰当政策也是好政府的一项必要内容。这两方面条件具备了，中国社会管理民生维稳的目标也就自然能够实现。
我们这一代人，对新中国已存有50年以上的记忆：反右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挨饿、动乱、上山下乡、当兵、进工厂等等经历，已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生命财富，说实在话，只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已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想象。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说，90年，我党主要干了三件事：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可以说，我们现在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要干的，还是第三件事，即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中国经济总量去年上半年已超过日本，超美国的目标恐怕也会在10年之内实现，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已不是规模，而是质量，是老百姓的福祉和幸福感。能通过体制改革等调整切实解决总书记在17届5中全会提出的上述五个问题，我们就会向既定的发展目标接近一大步。
从过去30多年的经验说，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总是英明正确的，关键在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当然，也要看我们这一代人，即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50后，能不能比前辈们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