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破天荒地提出了创造文化繁荣的历史任务，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高。
大家知道，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真正意义的文化繁荣和思想繁荣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春秋战国之交，第二次在上个世纪初至1930年代。第一次文化繁荣思想繁荣的典型表现是百家争鸣，我们现在仍然津津乐道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孙子等都是那个时期光辉耀眼的思想明星，他们的文章，他们提出的思想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成为打开中国人智慧之门的钥匙。第二次文化思想繁荣时期亦同样呈现出天才人物成群结队而来的景象，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鲁迅、陈寅恪、郭沫若等一大批超级文人相继出现，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辉煌景象一样，这一时期的超级文人也为中国之后社会进步埋下了伏笔，奠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进步的根系基础。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实事求是地说，在历史上，晋唐以降，也曾出现过书法繁荣和文学繁荣，但遗憾的是，其间都不存在思想繁荣，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口号的提出，两千多年中配合科举制度这一硬件条件，中国文化虽然在一直发展，但多样化的思想都已被禁锢，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延续下来的故事就是有文化繁荣却看不到思想繁荣。从这一点似乎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性线索，即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两次文化大繁荣和思想大繁荣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为前提条件，春秋战国之交文化思想繁荣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上个世纪初至1930年代那次文化思想繁荣则恰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彻底解体并酝酿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时期。制度根本转变阶段无政治压制无思想禁锢直接为文化繁荣和思想繁荣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和土壤，一大批天才文人因而才应运而生，文化思想大繁荣的景象才得以出现，并且，两次大繁荣景象的出现都不是官方倡议和督导的结果。
我不知可不可以将环境土壤、天才人物和民间自发这三点概括为一个时代文化和思想大繁荣形成的三大基本要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社会发展转型期。三十多年来，我们创造了经济神话，成就了经济繁荣，但遗憾的是，伴随经济起飞和繁荣，文化繁荣和思想繁荣却始终没有出现。这其间的原因值得每个有头脑的中国人去认真思索。我们业已看到，伴随着老百姓住房宽敞了钱袋鼓了出有车食有鱼了，人们的价值观却越来越混乱，思想越来越空虚，无论知识界还是实务界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浮躁，各种食品安全丑闻爆出后，有人甚至惊呼：“中国已变成了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有几个城市的老太太被汽车撞倒被送医院救治后，神志清醒的老太太立即反咬好心的施救者是交通肇事者；在这样的事件影响下4岁的小女孩被汽车碾压后18个过路人视若无睹地从身边走过去最后被一个拾垃圾的老太婆送到医院；在政府主导一切的体制下，全社会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都把跻身公务员当成第一选择，全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行政级别是中国当前阶段的“一般等价物”；在政界，一个人一旦成为高官，社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附带景象；在知识界，人们也普遍存在以短平快成果谋求名利的现象，以致中国的学术造假学历告假成果告假成为一大世界奇观。
以上种种现象常常认人感叹：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却没有给社会带来文化和道德上的进步当然更遑论繁荣？为什么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我们中国社会道德文化修养水平却不及封建社会的某些时期？我们的确需要反思，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果然及时。
现在的问题是：彼岸和目标已经明确，桥和船在哪里？
党中央的笔杆子们对于文化建设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及伟大意义的理论认识已达极致，但真正培育文化繁荣和思想繁荣的正确道路却需几十年后的实践检验，这就是真正问题之所在。也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文化繁荣最终还要靠你是否具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操作能力。
按照我在前面所总结的中国历史上两次文化想繁荣所必备的三个要素：（1）环境和土壤，（2）天才人物，（3）民间自发来衡量，现阶段中国似乎是三条要素一条不条。
首先，我们目前在文化思想领域还管制颇多，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要形成文化思想的繁荣其要件都是宽容，只有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氛围减少和去除种种不必要的管制和压制，文化思想才能在无禁锢条件下出现昌明兴盛局面。
其次，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更不消说一群天才人物，目前的情形是学术侏儒、拍马屁者、思想平庸者居多。通常情况下，文化天才人物的出现比培育文化思想繁荣的环境土壤更难，因为特殊人物不仅需要特出基因而且还需要长久的积淀和文化思想写作表达锤炼。环顾左右，现成的文化天才人物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80后、90后会不会有人具备这种文才人物潜质并最终成功，则有待今后几十年大浪淘沙式的历史检验。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谈到人事问题，情形总要复杂许多。
最后，“民间自发”这在前两次文化思想繁荣中成为共同特征的要素性理念，在本轮中国的文化建设文化繁荣中可能要被颠覆，在党领导一切的国家里，我们难道想在一次伟大的文化建设文化繁荣运动中撇开党的领导吗？没有党的领导能够出现不脱离正轨的文化思想繁荣吗？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繁荣难道可以脱离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而独立发展吗？这一切的一切，都难以想象。
在中国现代领袖中，毛泽东的文化修养最高，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总是把知识分子划为另类还搞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由于教育背景等原因，个人文化修养似乎都不能同毛相提并论，但邓、江、胡都重视知识分子都不搞运动，特别是胡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仍然能主持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大繁荣问题，这十分难能可贵。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化繁荣和思想繁荣特别是所谓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还要主要靠民间智慧，靠人民的最终选择。我们现在的一些专家写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解读文章官员套话太多，这不符合毛泽东、邓小平所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主流说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它一定是要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大趋势，一定要简明易记（不超过10个字），一定要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常德。核心价值观有了，中国社会就会结束认知混乱的现状，大家就能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去从事各种文化思想产品的创造活动，假以时日，待文化天才人物大量涌现时我们党提出文化建设文化繁荣思想繁荣的目标就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