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7日央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开始，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的货币政策宽松期。从5月份的数据看：PPI从4月份的下降0.7个百分点到5月份急降至1.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然停留在个位数及CPI已降至3.0％，说明中国经济短期要应对的已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是经济增速下降过快连带引发的就业和税收大幅下降等新问题。我认为，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在每个经济发展转折期出台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正确的，即使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那个倍受诟病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必要性也不容置疑。本次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方向的转变由防通胀转向稳增长，在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语境下，全国人民都知道，所谓“稳增长”就是“保增长”。这是最高决策层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中央银行自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7次下调利率以来的又一次扩张需求政策的开始。如果说上一次的扩张政策针对的是全球性经济衰退，那么，本次扩张政策要解决的则是前景莫测的欧债危机及美日经济回升乏力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问题。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近两年一直在宣传的政策主基调是“转型”和“调结构”，在去年3月的“两会”上温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将正式下调“十二五”时期的年度经济增长指标，但一旦经济增长率出现将达7％左右的迹象时，方方面面都开始着急，在年度GDP达40万亿以上时，GDP每少增一个百分点就代表少增加4000多亿元的社会财富及相应的就业损失。所以，大家着急也确有其道理。我一直认为，降低经济增长率不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调结构的必要条件，当然更不是充分条件。在经济收缩和下滑态势已十分明显、PPI这个先行指数已出现通缩趋向时，不失时机地首先在货币政策上改变名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调节方向（如2011年全年情况那样）是第一要务，然后再研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促消费政策等等，促成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如果像坊间财经评论家那样，货币政策刚刚出现松动信号就提出通胀威胁及干扰调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型等问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这些振荡空气式的话，那纯粹是在干扰中央的正确决策。
从多年来的经验看，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里想保增长将年度GDP增速提至8％以上甚至达于9％左右可谓易如反掌。最简便的做法就是上项目如上高铁、上机场、上公路、上城镇基础设施、上生活用水生态水利等类项目，这些项目一上，经济增长马上加速。事实上，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政府能在决策和执行上做到这一点。多年来，政府干的这些事常常成为一些经济学家攻击的对象，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那些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应对经济衰退时即使是看到了扩内需上项目的积极作用，但受制于体制和制度因素，想上项目，预算不仅难于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即使决策得到足够票数支持，项目土地征用拆迁又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生活在中国，中央政府有绝对权威，国家有钱，老百姓手里也有钱，想搞什么项目就搞什么项目，想提升增长率就能实现增长率提升，我们国人应当洋溢自豪感和幸福感才对，不要动不动把这些视为中国经济的弊端。一些经济学家动辄就说“经济增速低一点儿没关系”、“对经济下滑要从容面对”云云实际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行为表现。我记得艾伦·格林斯潘在一本书中曾感叹：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们无论怎样调动自己的智慧也很难使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但中国常常轻而易举地使GDP年度增速达到8％、9％甚至超过10％。格林斯潘说的是美国，其实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若。由此可见，想增长就增长，想提速就提速实际上也是一种体制优越性的表现。
政府主导、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弊端，我们的决策层早已了然于胸，“十二五规划”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问题，制定的扶持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发展服务业、支持环保节能项目、压缩过剩产能、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等方针已穷尽了国人的对策智慧，所以无须多说。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中央文件的各种语言十分清晰明确，所以，现在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走下去了解些民情和基层情况，听听地方政府怎么想、企业怎么想、城镇居民怎么想、农民怎么想，这比凭借教科书原理批评政府政策会多费些气力，但会更“接地气”，更容易提出切近实际接近市场发展规律的政策建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