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再一次展现出复杂性严峻性的特点，到6月末，CPI直降至2.2％，PPI这个重要的先行指标在4月、5月、6三个月每月递跌0.7个百分点至-2.1％，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增长10.3％、1～6月全国发电量同比仅增长3.7％，6月份发电量零增长。所有这些数据都引发了国外一些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者的担心，他们又重新提出了“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这样的老问题。而在国内，目前也相继出现对如下一些问题的分歧看法：（1）中国目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威胁？（2）中央政府是否应当采取适当的刺激政策？（3）宽松政策组合应包括哪些内容？（4）怎样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所需的货币条件？
我多年来以宏观经济为主要关注方向，在这里也简要陈述一下个人观点。
一、应当把通货紧缩倾向视作当前主要威胁
在是否应当将通货紧缩视作当前主要威胁问题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7月13日的表态似乎代表了官方立场。据盛称，上半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6％、GDP增长7.8％仍然高于年初制定的7.5％的预期目标、固定资产投资1～6月份增长20.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4％左右，进出口保持适度平稳增长，因此，从这些指标“很难得出通缩的结论。”盛的表态代表官方，因而颇具影响力，但温总理7月13日至15日在成都调研期间主持召开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表达的看法明显比盛更全面更切近实际，温总理明确提出“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温总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经济还可能继续下行走势，通货紧缩趋势业已出现，而经济困难主要是指外需疲弱，内需不足。
对外需疲弱的威胁我们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危机后美国经济一直回升乏力，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欧盟又深陷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持续疲软，这些因素是中国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主要依赖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重中之重方针的形势判断基点，最近三四年的经济形势变化证明中央的中长期判断和方针都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在中长期而是出在短期。在经济形势短时期出现转折时，我们的有关部门常常会出现见事太迟和措施不力的毛病。以当下形势说，如果我们的决策层不采取果断措施将通货紧缩倾向看成现实威胁并采取带有一定“矫枉过正”特点的预调节措施，温总理所说的“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时间”将会大大拉长，这不仅会造成财富损失，还会给明年工作带来新的困难。当下之计，决策层最要紧的就是能形成通缩威胁的明确形势判断意见，而判断依据就是CPI和PPI的逐月大幅下行趋势。
二、采用适当的财政刺激政策
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可作为长期政策，不能作为短期扩张手段，原因在于消费需求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受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这个硬性条件的约束。除消费能力外，在中国还有消费预期、消费环境等条件差距。因此，消费需求扩张基本不能纳入短期刺激政策范围。在外需疲弱背景下，能起到立竿见影刺激效果的还是投资拉动或项目拉动。本次经济下滑撇开国际因素不谈，国内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近几年的房地产业严控政策，这直接对30余个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产出和销售产生致命影响；二是2009年大刺激计划后2010年开始的对近8000个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限制；三是中央原计划启动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大型项目的缓建和停建。从目前情势看，房地产严控政策可以不动摇，但地方政府财政级次高的平台公司融资限制可以放松，一些“铁公机”项目可以继续启动。国内对此类政策持不同看法的人士通常都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承受力和“铁公机”类基建项目的利用率和投资回报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用过多顾虑。选财政级次高的平台公司给予融资便利，其项目现金流和还款来源都大体有保证；而“铁公机”类基础项目利用率和投资回报率分析更应着眼于长远。退一万步说，即使地方平台公司项目和“铁公机”项目100％失败了，也是“肉烂在锅里”，它们产生的派生收入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国内其他部门手中。我觉得总比拿出1万多亿美元买美国债券强，按照美国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表现状，后果实在是难以设想，而中国对美国历来处于一种很奇特的关系状态——离不开、交不下、惹不起。往长远想，还是把钱投到国内，让人吃得香、睡得着。所以，用财政政策启动适当的项目，刺激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本质上是算政治账问题。
三、宽松政策组合设计
短期刺激政策的首要条件是货币宽松，仅仅降息两次还远远不够，存款准备金率20％依然太高，17％左右为最佳，这样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可增加2.5万亿至3万亿元左右，M2增速也可达16％的预期目标。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中央银行应修正或取消近两年发给各分支机构且一直在严格执行的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公式，让央行分支机构人员从指标检查控制这种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商业银行到底应当放款多少，中国银监会另有一套资本充足率、存贷款比率和风险控制系列办法，让各地银监局放手管就是了，央行监管还是停留在反洗钱、外汇流出入和支付清算管理等方面为好。
货币宽松、信贷松绑只是给商业银行和信贷需求者提供了推动经济的基础条件，需加倍重视的实体经济内生动力的培育还要中央政府创造税收改善条件。例如对小微企业应当推动减免税计划，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对那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业型企业可实行税收全额豁免政策，这样就会引导民间资本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和项目流动，这样的政策实行用不上五年时间，中国的工业基础就会明显改善。除了对小微企业和科技企业实行减免税刺激之外，对实体经济的一般企业都应该降低税费负担。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由于要素成本上升，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利润率普遍偏低，而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利润水平则畸高，国家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部门。大量经验教训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盈利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中的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失去后续动力。多年来，我们常常讲调整经济结构天天讲科学发展，但你的税收政策结构不合理配套刺激政策不科学，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现在，中国正处于经济下行期，正可以不失时机地调整税制结构用以刺激实体经济。
四、正确理解经济成长所需的货币条件
若干年来，央行货币超发、中国用超发货币手段刺激经济并造就30多年经济成长神话似乎已成为坊间主流话语。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辛勤写作大胆发议论的行外人士，也有资深学者甚至在央行长期工作并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业内专家。所以，当本次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央行开始松动货币政策、银监会又允许商业银行对平台公司和大项目放款时，这些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发表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中国又在走用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的老路了。
我对他们的观点历来持有不同看法。
货币是什么？货币不是虚无的幻觉，也不是轻薄的面纱，货币是通衢大道，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在正常条件下，进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还是通过央行的外币收购渠道，它们的背后都代表了一定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活动，因此，货币供给也只有与经济运转提出的货币需求相一致时，一国的经济才能顺畅有序运行良好。这里所说的货币供求相一致是说货币供给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货币供给过多通常以CPI、PPI来证明，货币供给过少则以经济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趋向来衡量。如同前面分析，当下中国经济下行持续通缩倾向已显现，M2供给增长率只为13.6％距离中央年初既定的16％增长目标尚有2.4个百分点的差距，所以，稍提高货币宽松度当无可非议。按照我国中央银行多年来的经验数据，GDP增速外加8个百分点通常就可视为M2的合理增速。中国上半年GDP增速为7.8％，一般地说，M2增速至少应当为15.8％才算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