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7月份CPI已降至1.8％，PPI连续5个月环比下跌，用电量无明显起色、出口增长率仅为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为9.2％，新增贷款仅为5401亿元创下2011年10月以来新低。特别值得忧虑的是财政收入增速仅为8.2％，比上月下滑1.6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速比上月回落更高达7.5％个百分点，这些难看的数据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太美妙的中国宏观经济图画，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中国目前经济困境到底是周期性原因、结构性原因还是政策失当原因？
我历来认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关键点就是如何将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进行分离，短期问题的解决靠政策手段，长期因素的消除则要靠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即使短期问题实质是长期问题的阶段性表现时，我们也应当这样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桥归桥、路归路地提出有操作意义的解决方案。
但近段时期坊间的主流声音却不这样思考问题，他们的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搅缠在一起，动不动用政府主导经济的弊端、国企垄断行为、改革开放不够来简单解释当前困难的成因，甚至提出用宪政、有限政府、经济自由作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药方。我对这些议论者的观点深不以为然。我多年来研究政策经济学的体会是，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指短期问题，宏观调控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使命，它的基本特点大体有二：一是短期；二是微调。所谓微调就是逆对经济风向调节，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相机抉择”。与“相机抉择”相对应的调控术语叫“单一规则”，这是上世纪7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同后凯恩斯学派争论时提出的政策主张，即不管经济背景条件如何，只要给出一个高于经济增长率两个百分点的固定不变货币供给增长率，一切就万事大吉。但众所周知，即使作为货币主义忠实信徒的艾伦·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他在接任美联储主席后，“单一规则”只用了半年，就被他扔进了废纸篓，为什么？因为宏观经济千变万化，“单一规则”根本行不通。所以近30年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一直都是相机抉择的执行方式。中国也是一样，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没有第二个规律。中国经济现在碰到的问题是“遇冷”，我们逆对风向调节简单说就是如何在篮子中选择恰当的工具去给经济加温，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外需萎缩主要由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导致，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控的外部冲击因素。内需不振从表面看主要与房地产调控和地方平台融资需求受压有关，但其实质原因却是政策失当。有的人可能还会说实体经济进入低利周期、产能过剩等中长期原因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促成因素等等，这种说法本身没错，但却无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如上所说，将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分离是短期政策选择理论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可以仅就房地产调控和平台公司融资限制这两个短期因素的影响来分析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中国短期调控政策多年来始终没有消除的一大弊端就是“一刀切”的执行方式。拿房地产调控来说，一线城市房价飞涨后，二线三线城市大多数房价涨势平稳的城市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做法的连累。在中国，没有不希望房价上涨的地方政府，因为它们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过日子，但“一刀切”式的房地产调控实际上掐断了所有地方政府的财路，全国地方政府因而近年普遍财政吃紧。地方财政缺钱反过来又给抵消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负面效应带来进一步的影响，按照中央的设计，“十二五”时期拟建3600万套保障房，建这些房子一方面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难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拉动对房地产相关产业30多个部门的产品需求，从逻辑上说，这样设计似乎很完美。但在地方财政拮据的现实面前，从近一年半的保障房建设实践看，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拿不出保障房建设资金。还有一些响应中央号召已建了大批保障房但遇到了销售困难资金回笼难的问题。以东北某二线城市为例，该地方政府由于无法支付高昂的拆迁成本只能在距市中心较远的城郊建了大批保障房，但那些特困群体由于很难承受交通成本，因此宁愿住房条件“不被改善”。此外，在保障房购房对象收入划线中也存在明显的收入划线过低致使保障房购房需求不旺的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似乎都与简单的行政性“一刀切”政策有关。
自2010年以来的平台公司融资限制政策更是“一刀切”政策的最完美体现。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以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为项目承接主体，全国地方政府都卷入到了那个短暂的刺激热潮之中，这种大跃进式的增长刺激的确有违背经济规律之嫌，一些财政级次较低的平台公司因此也成了银行新一轮坏账的主要肇事者，这都是事实。但全国近8000家平台公司中还有1/3以上财政级次较高、项目能实现现金流全覆盖的优良公司。这些公司在2010年的平台公司融资限制政策实施后突然陷入困境，从这点说，中央政府这种“一刀切”式的做法也同样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眼下经济遇冷，正是调整平台公司政策，让这些好的平台公司重新担当拉动内需角色的时候了。放宽平台公司融资限制应当是中国走出经济下行困境的有效招法，现在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中央政府应明确：一是地方发债权的扩大；二是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满足优质平台公司贷款展期要求并加大支持力度；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停止使用那个僵化过时的“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动态控制公式”的运用，不再把这个公式当成控制当地贷款规模增加的政策工具。
在中国，大部分钱都在银行手中，信贷规模控制放松一些，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于贷款风险和银行坏账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银行管理早已企业化，它们本身有风险自控要求，即使在信贷扩张期也不会有哪家银行会不顾风险不加选择地对地方经济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坏账的生成又恰恰由于过严的规模控制致使一些本来转得动、活得起、死不了的企业和平台公司面临资金链条断裂风险，这反而会使银行坏账增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救企业、救平台公司、救地方经济实际上也是银行在自救。
中国目前正处于党政机构换届前的特殊时期，政治周期性因素也是政府行为的解释变量之一，我们的温政府在两届任期中干了大量实事好事，在换届之前，还应当保持相当的朝气和锐气，在经济下行期果断地制定和出台一些有效的应对政策，扭转经济颓势，能在本届政府解决的事就不留给下一届政府去实施和完成。例如目前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许多人都已看出“一刀切”式限购政策的局限性，既然如此，与其晚调整还不如早调整，将“一刀切”式限购改成结构性限购，只瞄准一线城市，对二线三线城市特别是县以下地区的限购政策全部取消，同时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并开征房地产开发暴利税等新税种、加快房产税的试点进度，这样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良性升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会明显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可支配资源价值增大又会增强银行系统的支持信心。房地产相关几十个部门的产品销售也能相应带动起来，中国经济这盘棋就会因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改善和平台公司融资限制的放开而活起来，中国经济就不会出现所谓第四季度进入“寒冬”那种情况。
宏观调控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但无论它是什么，都不算太难，难的是对经济现状的准确诊断和选择切实有效的对症良方，难的是领导人能否及时下决心。放眼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中央政府这样良好的治理要件：（1）企业有钱老百姓手里有钱，（2）地方政府有自发的扩张冲动又基本听话，（3）二元结构给经济发展预留了广阔的发展空间，（4）制度体制调整能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5）中央政府政策工具篮子中还有好多武器可以动用，（6）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在紧急情况下“抽兵回救”；等等。中央政府面临的所谓复杂严峻形势充其量就是看准问题选择工具的问题。我认为，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中央政府可动用资源背景下，我们几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